1942年到1944年，蕭乾鑽進劍橋大學王家學院藝術的象牙塔，專門研究意識流小說。1944年春，《大公報》老板胡霖隨中國訪英代表團抵劍橋。他竭力勸說蕭乾放棄即將到手的碩士學位，離開劍橋古雅的校園，去當一名職業記者。他來劍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蕭乾從象牙塔裏拉出來，去馳騁歐洲戰場，當一名實錄風雲的隨軍記者。他預計盟軍在西線反攻的時候不會太久，就對蕭乾說：“從個人來說，你的機會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我趕上了，這回機會輪到你了。問題是你還迷信什麼學位，當個無聲無息的學者呢，還是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大幹它一場。”
蕭乾陷入了沉思，他從心底反對戰爭，向往自由，渴望和平，但現實世界充滿了矛盾，自由、和平的獲得，往往要通過戰爭的手段。每當他走過倫敦國家美術館時，就不禁自問，如果沒有納爾遜特拉法加爾戰勝拿破侖海軍，會有今天的國家美術館嗎？當一名記者，不是正可以實錄風雲，揭示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物質災難和精神創傷嗎？另一方麵，經過一段時間的鑽研，他發現，盡管詹姆斯、吳爾芙、喬依斯都是天才的小說家，但他們對意識流的探險是一條充滿迷彩的死胡同。更重要的是，他天性活潑、好動，打青年時代起，理論總是叫他頭痛心悶。他更願意到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采訪人生。他終於接受了胡霖的勸告，於1944年6月盟軍諾曼底登陸，開始西線大反攻，倫敦正遭受希特勒V2飛彈轟炸之際，在英國報界集中的艦隊街開設了《大公報》駐倫敦辦事處。
蕭乾在特寫《虎穴的衝擊》開篇即描寫到：“6月6號，英美兩棲大軍以立體戰術，衝開西歐‘鐵牆’的一角，三周之內，以四萬傷亡對七萬敵人損失，爭得一塊龐大立腳點，打通‘到柏林去’的一條路，在世界史上今後的重要性，是不需另外誇張的。這是四年來埋頭苦幹，一年來經營籌謀的結果，是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是全歐被奴役千萬民眾解放的信號。”蕭乾由艦隊街向《大公報》發回大量特寫，向祖國的讀者報道來自英倫的喜悅，但喜悅很快就被希特勒耗盡血本最新研製的V2飛彈的轟炸淹沒了。經過1940年大轟炸的蕭乾已不像上次那麼恐懼，雖然這次轟炸比上次造成的損失、傷亡大得多，他照常經常去艦隊街的《大公報》辦事處上班，有時甚至爬到高處，眼看那發出刺耳聲音的飛彈落下來，完好地房屋頓時化成瓦礫。
1944年8月22到26日，世界筆會倫敦中心在南肯辛頓的一個演講大廳，舉行了為期五天的演講大會。這次大會是為紀念英國偉大詩人密爾頓誕辰而舉辦的，演講的主體是“人類未來的精神位置和經濟價值”。會議要求與會的各國作家自由演講。蕭乾的演講題為《一個夢想家的呼籲》。他以純熟的英語開頭就講了一句頗具有哲理意味的話：“在我們這個自相矛盾的世界頂端，站立著三個夥伴：思想家、夢家想和實幹家。”他認為，一個製造槍炮的人，也能欣賞藝術，在午餐桌上聽一段17世紀的音樂，但他無法把槍炮同巴赫聯係起來。甚至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也不懷疑，精神價值是永恒的。可它又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創傷。因此，他從心底發出呼籲：“多種些玫瑰吧！”“我想我們可以做三件事：(一)用戰艦、裝甲師為每個文化實體修築堡壘，這意味著可以回到戰前美好而古老的日子--每個堡壘守著自己的大門。(二)第二件最好的事情是建造一個巨大、堅硬的堡壘，保護所有國家的精神價值，成立一個更強大的國際組織，就像此刻正在敦巴頓橡樹園(在華盛頓郊區，1944年8到10月間，中、美、英、蘇四國代表在此舉行籌建聯合國的國際會議--筆者注)的政治家們所計劃的那種組織。(三)倘若這個堡壘是必要的，就需要集中的經濟實力，以便能把我們的能力貢獻給這項創造性工作。”這是蕭乾的美好夢想，無論是動物的本能，抑或強權政治永恒的曆史真理，都會認為這個建議不現實。可不難看出，蕭乾不正是個夢想家嗎？
不久，蕭乾終於取得了戰地記者的資格。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軍裝，美式的，土綠色，頭戴軟帽，肩章上用金絲線繡著“中國戰地記者”字樣。證件的背麵寫著：此人如被俘，應按國際聯盟規定，享受少校待遇。
這裏有個事實需要澄清，以前的各種報道、論文都把蕭乾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事實是，除了蕭乾，歐洲戰場上還活躍著幾名國民黨中央社的記者，他們是餘堤元、李樹清、丁垂達、徐兆墉、任玲遜等。就大陸而言，蕭乾確是唯一的。
蕭乾是乘坐一條隻能容納25人的空軍營救艇橫渡英吉利海峽的。當時，海峽中漂著不少水雷，還經常有納粹潛艇出沒。這讓他感到一種恐懼，但恐懼中又洋溢著興奮。他緊倚著一顆對付潛艇的深水炸彈，浴著凜冽刺骨的海風，抵達法國東海岸的迪埃普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