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那時世界大事宛如過眼浮雲,我不甘隻像個氣象報告員那樣報報溫度和風向。特寫通訊裏才包含著我的觀察、感觸和體會。特寫永遠不能代替小說,正如攝影代替不了繪畫。它比任何文體都更能迅速有力地把現實擺到讀者(1 / 2)

1942年到1944年,蕭乾鑽進劍橋大學王家學院藝術的象牙塔,專門研究意識流小說。1944年春,《大公報》老板胡霖隨中國訪英代表團抵劍橋。他竭力勸說蕭乾放棄即將到手的碩士學位,離開劍橋古雅的校園,去當一名職業記者。他來劍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蕭乾從象牙塔裏拉出來,去馳騁歐洲戰場,當一名實錄風雲的隨軍記者。他預計盟軍在西線反攻的時候不會太久,就對蕭乾說:“從個人來說,你的機會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我趕上了,這回機會輪到你了。問題是你還迷信什麼學位,當個無聲無息的學者呢,還是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大幹它一場。”

蕭乾陷入了沉思,他從心底反對戰爭,向往自由,渴望和平,但現實世界充滿了矛盾,自由、和平的獲得,往往要通過戰爭的手段。每當他走過倫敦國家美術館時,就不禁自問,如果沒有納爾遜特拉法加爾戰勝拿破侖海軍,會有今天的國家美術館嗎?當一名記者,不是正可以實錄風雲,揭示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物質災難和精神創傷嗎?另一方麵,經過一段時間的鑽研,他發現,盡管詹姆斯、吳爾芙、喬依斯都是天才的小說家,但他們對意識流的探險是一條充滿迷彩的死胡同。更重要的是,他天性活潑、好動,打青年時代起,理論總是叫他頭痛心悶。他更願意到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采訪人生。他終於接受了胡霖的勸告,於1944年6月盟軍諾曼底登陸,開始西線大反攻,倫敦正遭受希特勒V2飛彈轟炸之際,在英國報界集中的艦隊街開設了《大公報》駐倫敦辦事處。

蕭乾在特寫《虎穴的衝擊》開篇即描寫到:“6月6號,英美兩棲大軍以立體戰術,衝開西歐‘鐵牆’的一角,三周之內,以四萬傷亡對七萬敵人損失,爭得一塊龐大立腳點,打通‘到柏林去’的一條路,在世界史上今後的重要性,是不需另外誇張的。這是四年來埋頭苦幹,一年來經營籌謀的結果,是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是全歐被奴役千萬民眾解放的信號。”蕭乾由艦隊街向《大公報》發回大量特寫,向祖國的讀者報道來自英倫的喜悅,但喜悅很快就被希特勒耗盡血本最新研製的V2飛彈的轟炸淹沒了。經過1940年大轟炸的蕭乾已不像上次那麼恐懼,雖然這次轟炸比上次造成的損失、傷亡大得多,他照常經常去艦隊街的《大公報》辦事處上班,有時甚至爬到高處,眼看那發出刺耳聲音的飛彈落下來,完好地房屋頓時化成瓦礫。

1944年8月22到26日,世界筆會倫敦中心在南肯辛頓的一個演講大廳,舉行了為期五天的演講大會。這次大會是為紀念英國偉大詩人密爾頓誕辰而舉辦的,演講的主體是“人類未來的精神位置和經濟價值”。會議要求與會的各國作家自由演講。蕭乾的演講題為《一個夢想家的呼籲》。他以純熟的英語開頭就講了一句頗具有哲理意味的話:“在我們這個自相矛盾的世界頂端,站立著三個夥伴:思想家、夢家想和實幹家。”他認為,一個製造槍炮的人,也能欣賞藝術,在午餐桌上聽一段17世紀的音樂,但他無法把槍炮同巴赫聯係起來。甚至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也不懷疑,精神價值是永恒的。可它又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創傷。因此,他從心底發出呼籲:“多種些玫瑰吧!”“我想我們可以做三件事:(一)用戰艦、裝甲師為每個文化實體修築堡壘,這意味著可以回到戰前美好而古老的日子--每個堡壘守著自己的大門。(二)第二件最好的事情是建造一個巨大、堅硬的堡壘,保護所有國家的精神價值,成立一個更強大的國際組織,就像此刻正在敦巴頓橡樹園(在華盛頓郊區,1944年8到10月間,中、美、英、蘇四國代表在此舉行籌建聯合國的國際會議--筆者注)的政治家們所計劃的那種組織。(三)倘若這個堡壘是必要的,就需要集中的經濟實力,以便能把我們的能力貢獻給這項創造性工作。”這是蕭乾的美好夢想,無論是動物的本能,抑或強權政治永恒的曆史真理,都會認為這個建議不現實。可不難看出,蕭乾不正是個夢想家嗎?

不久,蕭乾終於取得了戰地記者的資格。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軍裝,美式的,土綠色,頭戴軟帽,肩章上用金絲線繡著“中國戰地記者”字樣。證件的背麵寫著:此人如被俘,應按國際聯盟規定,享受少校待遇。

這裏有個事實需要澄清,以前的各種報道、論文都把蕭乾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事實是,除了蕭乾,歐洲戰場上還活躍著幾名國民黨中央社的記者,他們是餘堤元、李樹清、丁垂達、徐兆墉、任玲遜等。就大陸而言,蕭乾確是唯一的。

蕭乾是乘坐一條隻能容納25人的空軍營救艇橫渡英吉利海峽的。當時,海峽中漂著不少水雷,還經常有納粹潛艇出沒。這讓他感到一種恐懼,但恐懼中又洋溢著興奮。他緊倚著一顆對付潛艇的深水炸彈,浴著凜冽刺骨的海風,抵達法國東海岸的迪埃普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