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須與藍圖》的副標題是《戰後文化的思考》。包括《關於機器的反思》、《易卜生在中國》、《龍須與藍圖》和《文學與大眾》四篇演講論文，1944年7月由倫敦引導出版社出版。
《關於機器的反思》談的是英國長篇小說中關於“機器”的處理，以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機器”的看法。《易卜生在中國》主要講易卜生和他的戲劇，如《玩偶之家》、《人民公敵》、《海上夫人》等，對五四期間中國戲劇的發展產生過非常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們所表現出的憎恨、抗爭、反叛現實社會的思想意識，正好適應當時中國青年渴求個性獨立、精神自由和社會改革的需要，甚至適合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文學與大眾》是篇對印度的廣播，淺淡中國文學與大眾的關係，“抗戰爆發前幾年，就有許多白話文運動的堅定支持者抱怨說，白話作家‘藝術的散文’和‘象征的詩歌’比文言的作品離大眾更遠……實際上，一大批普羅文學作品對普通讀者來說，同我們頹廢的象征主義者的創作一樣難懂，所以，三十年代初期，就有許多作家和批評家呼籲使用‘大眾的語言’。”
《龍須與藍圖》是1942年底蕭乾在華萊士藏畫館的演講，這個題目很有象征性，“龍須”象征中國的傳統文化，“藍圖”代表西方的機械文明，即現代化。
英國著名小說家、評論家喬治奧維爾在1944年8月6日的《觀察家》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奇跡》(ChineseMiracles)的評論文章。他說：“蕭乾先生論述的問題自然是，中國的古老文化能使中國發生變革，成為一個現代化機械化的國家嗎？對世界其他地方，這也許是個更迫切的問題，因為如果中國走一條與日本相同的路，那結果將難以想象，中國已能生產機槍，毫無疑問，用不了多久，她就能生產轟炸機……但她的藝術傳統植根太深，以致不能為機器所毀滅，同時，中國人又不得不躋身現代世界，而且不喜歡人們說她豬尾巴(辮子)比鋼盔更好看。然而，如果她能適當地避開外部世界的幹擾，她又樂於回到龍須(即回到中國書法，回到她所包含的悠然閑適的文化)”。
9月6日的《曼徹斯特衛報》(TheManchesterGuardian)載文評論說：“中國革命的真正重要，在於使青年一代的思想發生了變化，抗日戰爭使他們的思想拓寬並成熟起來。蕭乾先生主要談了中國在過去四十年的磨難中，產生了引人注目的新文藝運動。論及機器暴政的文章具有世界意義，他的寫作富有魅力，凡希望了解中國現實的人，無論長幼，都該讀讀這本書。”
8月12日《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的評論《一位中國思想家》極有見地，它認為“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檢驗中國知識分子的位置，展示古老思想與現代思想之間的‘苦難鬥爭’，探討中國傳統與西方技術之間可行的調和方法及途徑。蕭先生對這些題目的處理，顯示出他是那麼熟悉英國現代作家的著作，以及它們直到最近對中國文學產生的影響。他說，中國新文學一直缺乏創造精神，完全是鄉下人的產物……他對英國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見解，本質上是那種‘龍須’；他提到很多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和散文家，而很少提及曆史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這些文章在討論‘可行的調和’方麵缺乏創造性思想。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當他承認‘龍須’觀念最終支配中國人的精神時，卻堅持說孔教哲學已成為過去。他認為家庭不再是社會的個體，已被個人所取代，恰如工業正在逐步取代手工業和農業。這是個廣泛的假設，現存條件下，既得不到證實，也不能被駁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