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雖出生於宣統元年，但從懂事起一直是共和國的公民。以他最起碼的政治常識，帝製與共和的區別首先在於：前者是一個人或他的王朝說了算，而共和則是每個公民都應有發言權。
然而從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到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是張作霖、吳佩孚說了算，就是蔣介石說了算。遇有不同的聲音，不是失蹤判刑，就是飲彈龍華。邵飄萍因言論而遭軍閥槍殺，蕭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紀因參加共青團而被關進張作霖的偵輯隊，要不是被他就讀的教會學校的洋校長保釋出去，也難保不丟命，因那是個可以不審就斃人的地方。所以1939年他不是從一個共和國，而是從一個實質上是帝製國家前往英國的。看到人家的領導是靠選票上台的，因而，不稱職可以罷免或下次不選；看到即便在戰時，那裏的人民也言者無罪，對不適當、不合時宜甚至不順眼的事，可以指了首相的名字痛斥，而不至關監獄，更不會失蹤，自然好生羨慕。
還有叫他更難以理解的，不但民間可以暢談國事，甚至正當英國獨自在對德意法西斯作著民族存亡殊死戰的時刻，倫敦還在公開發行著兩家反戰的報紙：一份是從宗教上反戰的《和平新聞》，另一份是擁護納粹盟友--蘇聯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當時蘇聯還與納粹簽了友好協定）。邱吉爾首相迫於輿論的壓力，還向一個因在言論上與政府唱了反調而受處罰的老人賠禮道歉。要是換個地方，這兩份報紙即便政府不禁，民眾也會把它搗毀。
蕭乾看到二戰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優劣。在他心目中，言與行是很難分的。大敵當前，除了奮起抗敵的主流之外，竟然還有唱反調的，國家處在生死關頭，卻出版反戰報紙，鼓吹和平，還不構成叛國行為？然而不，那自然會為正義之聲所壓倒。德軍飛機來襲，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電，即便出於疏忽，也輕饒不了，會處以重刑。而出版反戰報紙，仍屬言論，隻能容忍。
由四十年代蕭乾從英國發回的通訊特寫看，對民主、法製的肯定和對言論自由的提倡是貫穿始終的主題，其中尤以《輿論、廣播、宣傳》和《瑞士之行》為最。
瑞士應可以說是歐洲最穩定而團結的國家，然而它卻是由三四個不同民族，且各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組成的。由此看，同文同種也並非一個國家團結統一的首要條件。使瑞士各民族人擰成一團的，正是他們那堅固的民主製度。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誰也不是發號施令的主子，誰也不是奴才。社會上，政壇上，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經過激烈的辯論，最終達到一致。《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對這種民主自由氣氛的羨慕。
《輿論、廣播、宣傳》則更以許多實例來說明，越是國難當頭，越要講求民主。越是同集權的納粹作殊死戰，自家的民主傳統越不可丟。否則，這戰爭就沒有了意義。這表明，越講求民主，人民就會越擁護政府，因而國力就會更強大。
但作為一個東方人，蕭乾直到晚年仍不認為我們應把民主自由的尺席放那麼寬。我們像四十年代的反納粹戰爭一樣，在同貧窮和落後作殊死戰。絕對自由對於我們是太奢侈了，但在共同目標下，還應允許不同的聲音。為統一口徑而堵塞言路，得不償失。
不難看出，晚年蕭乾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已經打了折扣，而他在1946年到1948年那段，確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從他這兩年間寫成的以《紅毛長談》為代表的雜文和為《大公報》所寫的上百篇社評能證明，他當時是把自由主義當成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
《紅毛長談》是蕭乾作品中一部極富特色的政論諷刺雜文集，經曆了歐戰風雲的蕭乾從英國一回來，便陷於一種極度矛盾與痛苦的精神狀態中。到上海以後，他就想寫個專欄，以洋人文白相雜、似通非通的文字來寫，揭露中國社會現實的弊症和政治統治的腐敗。這樣，一可以隱瞞身份，二本身即帶上了滑稽色彩。蕭乾當時正處於迷茫時期，旅英七載回來看到上海特務橫行，深惡痛絕。他和第二任妻子謝格溫的家就在深夜無端遭到過特務的騷擾。另外，他當時一心隻反內戰，根本沒什麼階級觀點，僅求不打仗，國人平安過日子。再者，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看到太多不順心的事，因此就在文字中以烏托幫的形式構造起自己的理想國，實際是夢想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
那個時候，國人對洋人，尤其金發碧眼的歐美人，俗稱紅毛。上海人對外江佬多稱阿木林，而塔塔則是英國下層社會婦女再見時的用語。紅毛長談及其署名塔塔木林由此而來。
夢境常是失望者的樂園。蕭乾自然無意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理想主義者，他隻是運用反諷這一藝術表現手段，以虛幻的理想向黑暗的現實挑戰。一管知識分子的柔弱之筆，透過一連串的政治性比喻，剖析了當時中國政治的混亂及其根源。他反對國民黨悍然發動內戰，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真正的出路在哪裏？蕭乾的答案是：容忍、守法和一顆公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