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真話是向讀者坦誠地承認自己曾經把個人安危置於是非之上，以至說了假話。他通過自我否定和懺悔，大聲疾呼人們要說真話，即便那話並不響亮，甚至有時犯忌。
蕭乾說比起他文學上的第一個師傅沈從文，巴金對他的感染則更廣泛。巴金那悲天憫人的情操，不憑詞藻而用心靈直接同讀者對話的胸懷，不斷激勵和感染著他。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裏，巴金對他始終如一位愛護弟弟的兄長，即便在他落難時，巴金也從沒覺得受了什麼牽累。他們的友誼是恒溫的。
1933年9月，巴金從上海來到北平，住在沈從文和張兆和婚後的新家。10月中旬，沈從文寫信告訴蕭乾，他的《蠶》將在《大公報》上發表。興奮不已的蕭乾接到信後，立即從燕京大學趕往城裏的沈家。沐浴在秋日暮色中，他心裏充滿了溫暖和歡欣。他的創作生涯從此揭開了新的一頁。
在沈家，蕭乾意外碰到了巴金。那時，他和沈從文都已是中國文壇著名的青年作家。這以前，蕭乾讀過巴金的《滅亡》，它講述的是一個青年革命者“愛與恨的浪漫故事，就無政府主義的狂熱來說《滅亡》勝過了巴金後期的一些”。
蕭乾喜歡《滅亡》，是因為自己與裏邊的杜大心頗有相似之處。除了對革命的狂熱以外，杜大心“是一個敏感的小孩，會為著被宰的雞而流淚，同時，也同樣是在早年嚐到喪母之痛”；蕭乾出生前就失去了父親，童年時與寡婦媽媽嚐夠了淒慘的生活。他同樣生性敏感、憂鬱，熱愛小生靈，也會為它們傷心地流淚。杜大心長大後愛上表妹，可表妹屈從於父母親的意誌嫁了別人；蕭乾在汕頭愛過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後來，她卻在惡霸校董的淫威下，被迫犧牲了愛情。杜大心投身革命以後，又有李靜淑深深愛上了他；杜大心最終走向“滅亡”，而當時年輕的蕭乾正欲“新生”。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巴金把他那著名的“安那其主義”賦予了杜大心。他憧憬一個美好社會的出現，那是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民幸福的新世界。但同時，杜大心身上又有“恐怖主義”的因子，他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撞擊黑暗，結局隻能是悲哀的“滅亡”。蕭乾心中也渴求一個沒有剝削、壓迫和富有人情味的社會。事實上，蕭乾和巴金一樣，同樣是個具有悲天憫人情懷的理想主義者。也許正是這一點，使兩顆年輕、真誠的心靈一經碰撞，便由此結下了終生不渝的友情。
蕭乾經常讀到巴金熱情、優美、流暢的文字。這次結識巴金，是他一生中的幸事。在以後的人生旅途中，他不斷得到巴金來自各方麵的支持和鼓勵，有時還包括責難。
幾天後，巴金住到燕京大學蔚秀園的朋友夏斧心家。蕭乾知道後，就去看巴金。他們一直談到深夜。深秋蕭瑟的蔚秀園裏飄蕩著兩個充滿春天般溫暖的聲音。他們興致頗濃地談著彼此純潔、頑皮的童年生活，善良和朝氣中流露出一般憂鬱。蕭乾向巴金提起華林那本《新英雄主義》對他個人自我奮鬥思想的啟蒙，以及受它影響搞的一次“要求平等權利”的失敗了罷工；巴金也向他講到“安那其主義”對他思想的浸透，以及希望消滅不合理製度的願望。
“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安那其”是譯音。有學者認定，“巴金”這個名字是兩位無政府主義代表人物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結合，這本身即反映出兩位無政府主義者對他思想上的影響。但巴金似乎從來沒承認過。他最早接觸無政府主義理論時，還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那時在他心目中，如果社會前進需要一場徹底打破舊製度的革命，那它的最終奮鬥目標應該是實現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理想。“無政府”並非意味著混亂和無秩序，它的理想是追求個性的自由發展和人類的和諧。這恰恰與巴金的思想相吻合，他並不讚成安那其主義中極端、虛偽的個人主義表現，而更注重追求道德的完美和互助、正義、自我犧牲的利他主義。
蕭乾從未像巴金那樣係統、全麵地閱讀、譯介、研讀過無政府主義理論，更談不上有什麼成體係的無政府主義學說，但他心目中朦朧的理想圖景，卻正與無政府主義者所描述的相一致。特別是結識巴金以後，無政府主義的畫麵，在蕭乾腦中也變得越發清晰起來。可這畢竟是兩顆躁動的靈魂，空有美好的理並不能真正找到歸宿。
巴金在創作上給了蕭乾許多啟示和影響。他在《摯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說，他早在《我與文學》一文中就提到，有一位刻苦走上創作道路的先輩，寫文章否認靈感與天才的存在。這不僅是破除了一種寒人心的，幫人偷懶的迷信，而且給正在躊躇的人增添了勇氣。這位前輩就是年齡上僅比他大5歲的巴金。巴金對他最重要的叮囑是：“一個對人性，對社會沒有較深刻理解的人，極難寫出忠於時代的作品”。從巴金那裏，他還懂得了偉大的作品在實質上多是自傳性的。想象的工作隻在於修剪、彌補、調步和轉換已有的材料，以解釋人生的某一方麵。
事實上，蕭乾相當數量的都或多或少、或濃或淡地帶有明顯的自傳色彩。但他從沒像巴金那樣塑造一係列生活在廣闊的社會、政治場景下的典型人物，如高覺新、高老太爺、瑞玨、覺慧、汪文宣、曾樹生等。他說他缺乏巴金組織長篇架構的能力，也沒本事像巴金那樣，在精細、綿密的情節設計中刻劃人物性格。或者說，蕭乾寫是憑才氣，少了耐心的錘煉。他早期的風格上還是更趨向沈從文，不太注重情節和人物描寫，努力捕捉人物自身的感覺。與沈從文不同的好似，他擅於將象征意味融進。
巴金是個勤奮的作家，長篇在他創作中占很大比重。對比來看，蕭乾在創作上疏懶多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短篇上，唯一的長篇《夢之穀》是篇情節簡單、人物不多的自傳性詩意，其動人處在於施托姆式地抒唱了一部催人淚下的愛情悲劇。巴金注重在大題材上作文章，如《家》以眾多人物糾葛的展現和跌宕有致的情節發展，揭示封建家長製和舊禮教對青春、愛情和生命的踐踏、摧殘。蕭乾太過於回味“自戀”親身的經曆了。
巴金和蕭乾寫起散文來，都有意把散文當成詩來寫，優美、深情而富哲理和象征的寓意。從巴金作品裏，你能感到一種熱烈、善良、正義而嚴肅的溫情。透過蕭乾的作品，你仿佛能看到一張敏感、幽默、頑皮而睿智的笑臉，那笑是真誠的、深刻的、含著憂鬱的。我當然無意對比巴金與蕭乾文學上的異同，隻想說明巴金對蕭乾的影響主要不在創作上，而在他那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正直、坦誠和高尚的人格，還有安那其主義中積極美好的成分。這些對蕭乾的為人為文產生了深遠和潛移默化的影響。巴金在北平呆了近一個月，其間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會晤了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石川四郎，並與一起北來的靳以和任燕京大學教授的鄭振鐸共同創辦《文學季刊》，編輯部設在北海、景山之間一座幽靜的小四合院裏。蕭乾自然成了這裏的常客，常來的還有曹禺、李健吾、曹葆華、蹇先艾、卞之琳、何其芳等。當時，北平文壇最活躍的人物還有胡適、周作人、梁實秋等。《文學季刊》的創辦為沉悶的北平文壇注入了活力和朝氣。
1934年1月，巴金回到上海。3月，又到北平，經常與友人見麵。10月，前往日本。同月，《水星》雜誌在北平創刊。蕭乾有不少在這份刊物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