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的“通訊特寫”課使我明確並堅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最終鵠的是寫小說,但因為生活經驗太淺,我需要在所有職業中選定一個接觸人生最廣泛的。我選中了新聞事業,而且我特別看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記者生涯。
埃德加斯諾(EdgarSnow)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新聞記者,1905年生於美國密蘇裏州的堪薩斯城。年輕時,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後,開始了畢生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在堪薩斯《星報》和紐約《太陽報》上嶄露頭角。以後在開往外洋的貨輪上當過海員,遊曆中美洲,最後到了夏威夷,一直為美國的一些報紙寫稿。1928年,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陷入低穀的時候,這位23歲的美國青年來到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以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訊員。1930年以後,他遍遊了中國的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台灣以及日本、朝鮮和荷屬東印度。他在中國西南各省做長時間的旅行,徒步經過雲南西部,到達緬甸和印度,采訪過甘地和其他印度領袖,但對印度感到沮喪。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斯諾正在上海,並親眼目睹了1932年的鬆滬抗戰和1933年的熱河戰爭。
斯諾的前妻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FosterSnow)是1931年到上海的,當時,她還是個23歲的美麗姑娘。她曾發誓25歲以前絕不結婚。1932年聖誕節,她和斯諾在東京的美國大使館舉行了婚禮。兩人離異後,斯諾在《複始之旅》(JourneyTotheBeginning)中這樣描繪海倫:“她是一位希臘女神。走到哪裏,都為人們所愛慕。她標致,健康,一雙藍眼總是跳來跳去,是美貌與智慧兩者罕見的結晶。”她是一位“極不尋常的女人。她時常折磨我,又經常給我以啟發。她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是一位忠誠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侶,又是我的批評家”。
像許多美國人一樣,斯諾最初來中國的目的也隻是撞大運,但這個東方古老而神密的國度很快吸引了他,而且中國人民不甘屈辱抵抗日本人侵略的堅定意誌和頑強精神,更使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在上海,他結識了魯迅、宋慶齡和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很快他就成為中國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他曾把《活的中國》獻給宋慶齡,並在題詞中稱讚她具有“堅貞不屈、勇敢忠誠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國最卓越而輝煌的象征”。30年代初期,通過同魯迅的交往,斯諾開始對現代中國文學有了興趣,就在這時,他注意到“五四”新文學,並開始把魯迅的小說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他是最早將魯迅作品介紹到西方的人士之一。他和魯迅並非光談文學,有一次他問魯迅俄國式的政府對中國是否合適。魯迅回答說:“我們當然可以從俄國學習,我們也可以從美國學習。但是對於中國,隻能存在一種方式的革命,那就是中國式的革命。”
1933年4月,這對年輕、熱情的美國夫婦來到北平。斯諾在美國基督教會辦的燕京大學任新聞係教授。此時,蕭乾正是燕大新聞係三年級的學生。但他說,他進新聞係純然是為了混個資格好廁身報界。他對廣告學、經營管理一類的課程,提不起興趣,對於怎樣挖空心思、無孔不入地搶“獨家新聞”的采訪術也聽不進去。令他聽得入迷的隻有斯諾所教的“通訊特寫”。
斯諾給蕭乾留下極好的印象,他“一無教氣,二無白人優越感”。而且,重要的是,他給燕大四平八穩的新聞教程吹進了一股清新的風。他從不在“什麼是通訊特寫”這個問題上掉書袋。他不喜歡“先生講,學生聽”那傳統呆板的教學法。他常把課堂變成氣氛熱烈的討論會。
斯諾跟蕭乾強調,新聞同文學並不是兩碼事。如果說前者是攝影,後者是繪畫,難道不能從攝影裏學到點取景的角度,學到運用明暗的對比嗎?更何況兩者的素材都不能離開生活本身。他還講到狄更斯和蕭伯納早年的記者生涯。他舉一篇描繪一艘巨輪在太平洋沉沒的特寫為例說,作為消息來報道,也許五十個字就交代了,但作者用大量的細節渲染了甲板上極度緊張的氣氛,刻畫了各種乘客在驚慌中的神態和心理。像這樣好的文字寫生,對寫小說該是多麼好的準備!
蕭乾正是把自己的特寫喻為用文字繪製的素描寫生。而且,他還由此逐漸明確和堅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他說他寫作的終極目標還在小說上,但因為生活經驗太淺,需要在所有職業中選定一個接觸人生最廣泛的。所以他選中了新聞事業,並特別相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記者生涯,借旅行和職務擴大生活視野。
斯諾比蕭乾大八歲,他們很快成為朋友。蕭乾在他的回憶錄《未帶地圖的遊人》中有一段提到斯諾:“當時在中國的洋人,不論是外交官、商人還是傳教士,都是舊秩序的維護者。也許這同他們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中間也出現過一些叛逆者,如《上海--冒險家的樂園》的作者密勒。斯諾應是另一個叛逆者。隻是他的著重點不在於揭發列強在華的劣跡,而是對中國人民擺脫落後現狀所作的努力,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30年代,斯諾同當時在華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國記者以及英美的一些“中國通”之間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中國對日本侵略者會不會抵抗。當時,無論華盛頓還是倫敦,都認為在強大而蠻橫的日本侵略者麵前隻能低頭。他們把中日兩國海陸空軍的實力一對比,太懸殊了。尤其看到蔣介石以不抵抗為實質的“安外攘內”政策,就更認定中國隻會妥協,不會抵抗。他們從自身作生意的利益出發,隻希望日本在方式及侵略的速度上,能“克製”一些而已。然而他們光計算了飛機大炮的數目,卻忽略了真正決定勝負的因素:戰爭的性質和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