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的私怨，恐怖性的謠言攻勢，頂多造成的是猙獰可怕。為了不替說謊者實證，為了對自己忠實，為了爭一點人的骨氣，被攻擊的人也不會抹頭就跑的。
生於1892年的郭沫若比1910年出生的蕭乾大將近20歲。1921年，當作為狂飆詩人的郭沫若以浪漫主義的《女神》，開創中國一個新的詩歌時代的時候，蕭乾正在教會辦的崇實小學當工讀生。待他1926年在北新書局做練習生，開始對文學感興趣，郭沫若已是當時最著名的大作家、大詩人之一，心裏隻有崇拜的份兒。1930年，蕭乾同安瀾合編英文的《中國簡報》時，曾根據楊振聲的文學講義，這樣介紹郭沫若：“--先是浪漫主義者，後成為新現實主義者及無產階級作家。譯過辛克萊的小說，並用當代民主觀點寫過曆史題材的劇本”。1932年，蕭乾就讀輔仁大學，參編校刊《輔仁雜誌》，把郭沫若的《王昭君》翻成英文，並在譯文前寫了一整頁的介紹。這是他當時最愛讀的三個劇本之一，另兩個劇本是田漢的《湖上的悲劇》和熊佛西的《藝術家》。他都譯成了英文。1933年，斯諾編譯《活的中國》時，蕭乾和楊剛幫他選譯的短篇小說中，有郭沫若的《十字架》。1942年，蕭乾在英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苦難時代的蝕刻--中國現代文學一瞥》，他在評論郭沫若時寫道：“創造社領導人郭沫若反抗十四行，是因為他的自我表現被這種嚴格的形式窒息了。他不拘泥詩行的形式，不估量每一個詞聽覺和視覺上的意象，而是任感情山洪爆發般噴湧……事實上，他被當成英雄。他所要反叛的不僅僅是影響自由精神表達的僵硬的形式。像魯迅一樣，他反叛的是象牙塔派的矯柔造作的時髦”。談到郭沫若的戲劇時，認為他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把現代思想和曆史主題糅合在一起，獲得很大成功”。
蕭乾與郭沫若年齡上幾乎差了兩代人，本該井水犯不著河水，誰料1947年5月5日《大公報》上發表的“五四文藝節感言”《中國文藝往哪裏走？》給他“惹出了亂子”。
1946年蕭乾從英國回來以後，雖名義上仍分管《大公報文藝》，實際工作主要是寫國際社評。那時，他兼著複旦大學的教職，與文藝界的洪深、靳以同住校園。有一天，靳以要蕭跟報館交涉，推薦洪深編個戲劇周刊。報館答應每周四出一整版。一天，洪深用院內傳達室的惟一一部電話給人打電話。蕭乾聽到的意思大概是：他們正準備給田漢搞祝壽活動，洪深請那人寫祝壽詞，一定是那人不大想寫，洪深大聲嚷道：“戲劇這碗飯你還想不想吃了？”蕭乾和靳以當時聽了，都覺得很不是滋味兒。戲劇專版跟報館講好用新五號字排，可祝壽詞登出時全排的是大了一號的四號字，老板為此向蕭乾提出抗議，因為這一版是他拉來的。
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蕭乾最反感政治的專製和文化的霸氣，換成今天的說詞，就是要壟斷話語權。再加上這件事，終於使他忍不住了。正趕上報館社評委員會要他為配合五四寫篇關於文藝的社評。於是就有了這篇《中國文藝往哪裏走？》。蕭乾寫道：“過去30年來，這個文藝可說是一連串的論戰：有的是派與派爭，如‘語絲’與‘現代’，有的是針對著問題，如‘藝術為藝術’還是‘藝術為人生’。那些論戰，看來似是浪費，然而卻一麵代表當時作家對事的不苛，一麵由派別主張之不同，也可以表征中國文壇盛極一時的民主。近來有些批評家對於與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就文論文來指摘作品缺點，而動輒以‘富有毒素’或‘反動落伍’的罪名來抨擊摧殘。在國家患著貧血，國人患著神經衰弱的今日，這現象是大可原諒的。我們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們對於文壇也寄以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義盡管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許與自己意見或作風不同者的存在……作家正如公民，應有其寫作的自由，批評家不宜橫加侵犯……
“每逢人類走上集團主義，必有頭目招募嘍羅，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誤了大事；在文壇，這現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傳必仰仗政績；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紀念碑。近來文壇上彼此稱公稱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風氣，而人在中年，便大張壽筵，尤令人感到暮氣。肖伯納去年九十大壽，生日那天猶為原子問題向報館投函。中國文學革命一共剛二十八年，這現象的確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紀念五四，我們應革除文壇上的元首主義，減少文壇上的社交應酬，大家埋首創作幾部硬朗作品。那樣方不愧對文學革命的先驅。那樣，中國文藝才有活路可走”。
顯而易見，蕭乾是善意地希望中國作家要保持創作生命的長久，得少些虛榮浮華的場麵，革除隻準一種作品存在的觀念，多點民主的雅量。悲天憫人的大無畏精神是作家寫作永遠的動力。一個有理想和良知的作家，絕不能受黨派風氣的左右，要勇敢而不畏艱苦地創作，對黑暗勢力要百折不撓地抨擊下去。他希望中國文壇能由一片戰場而變為花圃，在那裏，平民化的向日葵與“貴族化的芝蘭”可以並肩而立。
蕭乾的“稱公稱老”無疑是指郭沫若和茅盾，“大張壽筵”則有可能是特指當時為田漢祝壽。因為郭沫若的50歲生日是1941年11月16日在重慶過的，出席者有周恩來、董必武、茅盾、老舍、夏衍等六七十人。而茅盾，隻是在他1945年7月9日50歲生日那天，由陝甘寧邊區文協和文抗延安分會拍了賀電。蕭乾在文中是把“稱公稱老”和“大張壽筵”一起作為文壇的腐化和暮氣來反的。
曆史無法預料。倘若蕭乾當時能神仙般料到解放後變幻莫測的政治走向，他一定不會寫這篇社評，就好比明知燒紅的煤球燙人，還非要用手到火爐裏去夾。沒誰自甘引火燒身。這樣也就能理解倒了幾十年黴之後的蕭乾在憶及此事時的懊悔心情。有次聊天他跟我說：“我真是愚蠢啊！離國七年，而且是最關鍵的七年。對國內情況一無所知，竟然回滬後在文藝節社評中，無端地為了‘稱公稱老’幾個字，給自己帶來幾十年一連串的災難。稱公稱老，本來就是民族的好傳統，無可厚非。何況當時國統區文藝節郭、茅二位前輩，也是為了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專政。茅盾先生是忠厚長者，心裏當然也不悅，但解放初期在《譯文》編務上，他仍不斷給我以支持和指導。另一位長者則到了香港就向我大潑糞水，恨不得置之死地”。
這位長者正是郭沫若，他是在1948年3月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上發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恰恰以蕭乾社評中所抨擊的那種“動輒以‘富有毒素’或‘反動落伍’的罪名來抨擊摧殘”的方式，向他發難了，而且無處不用其極。他把作家分成五顏六色：沈從文是桃紅色，“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朱光潛是藍色，“人們在這一色下還應該想到著名的藍衣社之藍，國民黨的黨旗也是藍色的”；蕭乾是“黑色”的，最反動。他寫道：“什麼是黑？人們在這一色下最好請想到鴉片，而我想舉以為代表的，便是《大公報》的蕭乾……自命所代表的‘貴族的芝蘭’，其實何嚐是芝蘭又何嚐是貴族！舶來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國主義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的很，真真正正月亮都隻有外國的圓。高貴得很，四萬萬五千萬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這位‘貴族’鑽在集禦用之大成的《大公報》這個大反動堡壘裏盡量發散其幽緲、微妙的毒素，而各色的禦用文人如桃紅小生、藍衣監察、黃幫兄弟、白麵嘍羅互通聲息，從槍眼中發出各色各樣的烏煙瘴氣，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著了。就和《大公報》一樣，《大公報》的蕭乾也起了這種麻醉讀者的作用。對於這種黑色反動文藝，我今天不僅想大聲疾呼，而是想代之以怒吼：禦用，禦用，第三個還是禦用，今天你的元勳就是政學係的大公！鴉片，鴉片，第三個還是鴉片，今天你的貢煙就是《大公報》的蕭乾！”
“夜哭的娃娃”指的是蕭乾寫於1947年10月的另一篇文章《吾家有個夜哭郎》。當時他的長子鐵柱剛剛降生，夜哭不斷。蕭乾是那種直覺異常敏銳的作家，望著自家的夜哭郎踹著小腳，揮動著小肉棒槌似的胳膊，在哽咽裏皺起小眉毛，向上抽搐著嘴角，便倏忽聯想到治國與育嬰同理。“大凡育嬰，有處非放任不可，有處又非束縛不可。倡絕對自由的母親，其糊塗成分絲毫不減於那迷信巴掌和綁帶的”。嬰兒夜哭的主因是“餓”，對付夜哭最有效的方法是“喂”，而絕非“管教”。“奶汁”即民主，正因為“華夏”這個“嬰兒”沒有喂足他“奶汁”，所以“五千年來，搖籃裏躺著的依然是個又黃又瘦，滿身傷痕的娃娃”。“媽媽是很換了些位，每位接過手來都對天拍胸脯起誓說，我一定疼他；又對孩子說，惟我才是你的親媽。然而，到現在他還是用原始的農具鋤地，還是用十字畫押，還是時疫的好主顧，（前天聯總衛生專家說，去年僅死於黑死病的華人便有三百萬！）還是個嗷嗷待哺的可憐蟲”。蕭乾認為，即便中國有了議院、內閣、總統這些民主國家的全副行頭，並不等於有了民主。“民主化的基礎不在製度，而在一個深入家庭社會傳統，附於每人心靈對人生博大的態度……過去五千年是浪費在誰當媽媽的爭端上了，近五十年又鬧起當娃娃應當彈鋼琴還是拉琴，是進洋學堂呢還是官學堂。老實說，眼前的問題根本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誰喂也罷，隻要奶喂得勤，不摻石灰，不總給橡皮奶頭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