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象征寓意深刻的文章反映出蕭乾非常平民化的民主思想，而絕非郭沫若責難的貴族化傾向。蕭乾無疑是用“五千歲這個又黃又瘦的苦命娃娃”來暗指國民黨專製獨裁，堵塞言路，用綁條、巴掌和空奶瓶上的橡皮奶嘴對付“夜哭郎”。
畫家徐悲鴻不光讀懂了蕭乾的寓意，甚至以為他是中共地下黨，特繪製了一副“奔馬圖”相贈。郭沫若大概是急於報“稱老”的私仇，當然更有可能是批判蕭乾那樣滿腦子英美民主政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才正義地“以革命的名義”給蕭乾們貼上了“反人民”的標簽：“反人民的勢力既動員了一切的禦用文藝來全麵‘戡亂’，人民的勢力當然也有權利來斥責一切的禦用文藝為發動。但我們也並不想不分輕重，不論主從，而給以全麵的打擊。我們今天主要的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這一批‘作家’。他們的文藝政策（偽裝白色，利用黃色等包含在內），文藝理論，文藝作品，我們是要毫不容情地舉行大反攻的”。他號召讀者與這些作家的文字絕緣，不讀他們的文字，並勸朋友不讀。這真是一篇火藥味十足“辱罵和恐嚇”的檄文。
郭沫若並未就此罷手，他還在香港中共地下黨籌辦的《華商報》上接連撰文，為斥罵《大公報》和蕭乾不惜無中生有，造謠中傷。他在1948年3月14日《華商報》上發表了題為《自由主義親美反蔣，和平攻勢配合美蔣》的文章，提出“對提倡‘自由主義’運動的報紙也要作正麵的挖根的打擊！他們強調美國的‘自由’，我們便具體地指出美國的不自由；同時對蘇聯人民自由的實況多加報道，處處著實地給它打擊”。第二天，郭沫若又在《華商報》“‘社經研究會’的批判”一欄發表了《提防政治扒手》，把組成“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的段錫朋、邵力子、朱光潛等人，斥為接受美蔣俸祿的政治扒手，繼而把矛頭對準了蕭乾：“我們已經明確地知道TV宋（宋子文--筆者注）出了二百六十億，政學係的宣傳機構派出了開路先鋒蕭乾。蕭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編，這和得了大量美金外彙到香港來進行宣傳攻勢，是有密切聯係的……他們已經將一部分過去不曾和國民黨合作過的文化和文藝工作者扒過去了，這分明是錢昌照、蕭乾經手扒過去的……他們更大的目標是在替蔣朝扒民意，扒民心，而最後呢是替美帝國主義扒中國主權！”
蕭乾後來聽說，是周恩來勸阻郭沫若不要再寫這種文章，因會對共產黨搞統戰產生不良影響，郭才算偃旗息鼓。但這樣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竟出自蕭乾多年景仰的郭沫若之手，著實叫人心寒。如果謠言是一般人所造，辟一辟，或幹脆不理也就算了。可郭沫若是繼魯迅之後的文藝界泰鬥，背上黑鍋，怕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直到80年代，茅盾在寫回憶錄時還堅持認為：“他們還創辦了一個刊物，來宣傳他們的主張，刊物就叫《新路》，主編是蕭乾。”
關於《新路》，蕭乾是在家庭遭人破壞，心情極度鬱悶，精神受到很大打擊，急於離開上海大時候，朋友姚念慶告訴他：北平幾家大學的教授們計劃出一份刊物，內容由清華大學吳景超教授主編，錢端升主持政治欄，劉大中主持經濟欄，正物色一個編國際問題和文藝欄的人選。他覺得蕭乾最合適。蕭乾幾乎未加思索就同意了。刊物後來定名《新路》。但沒等刊物問世，他由於受到複旦大學地下黨學生和由美歸國的楊剛的勸告，就堅辭謝絕了。這裏有兩個明擺著的事實：一、刊物封麵上每期都標有吳景超主編，二、蕭乾根本沒去北平，而是留在上海，繼續編《大公報》並兼著複旦大學的教職。即便從蕭乾礙於情麵給《新路》寫過的幾篇文章看，如《聯合國：美國的犧牲品》、《柏林那趟》、《詹姆斯軼事》、《愛摩福斯特》和《維吳爾夫與婦權運動》等，也遠夠不上“政治扒手”。更何況沒多久，《新路》即遭國民黨查禁。
蕭乾曾跟我說，當時他年輕氣盛，無法咽下這口氣，很快寫了篇措辭強硬激烈的回擊文章，準備發在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後來是《大公報》地下黨李純青勸他不要感情用事，說郭沫若開罪不得。但依蕭乾的性格，他又不甘就這麼吃個啞巴虧，為了表白心跡，他就寫了《擬J．瑪薩裏克遺書》作為回答。文章發在1948年4月16日《觀察》。
1945年歐洲戰火熄滅後，東歐立即按雅爾塔約定的，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政權自然就由各國的共產黨掌握。位於中歐的捷克，當時的外交部長是黨外的小瑪薩裏克。他的父親托馬斯瑪薩裏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捷克建國後，曾是第一任總統，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孫中山。小瑪薩裏克在捷克政府二次大戰流亡倫敦期間，主持外交事務。勝利後，就蟬聯為外長。1948年2月的一天，他在布拉格跳樓身亡。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始終是個迷。蕭乾感興趣的自然不是他的死，因為即便他當時不死，外長也不會當下去，且未必就能善終。蕭乾以瑪薩裏克遺書的形式寫此文，一方麵是剖白他在1948年的心境，同時，也是借瑪薩裏克之口，表表自己的心跡。他覺得郭沫若潑向他的屎盆子及所造的惡毒謠言，同把一個人由陽台推下去相差無幾。
蕭乾本意是要說明，他像瑪薩裏克一樣“離開本土過久”，雖然自信是忠於祖國人民利益的，但與七八年前的祖國，“終於還是脫了節”，竟因一篇“稱公稱老”招致不共戴天的仇恨。他還在文尾明確表示出對自然包括郭沫若在內的任何攻擊者的態度：“現在整個民族是在拭目抉擇中。對於左右我願同時盡一句逆耳忠告。縱使發泄了一時的私怨，恐怖性的謠言攻勢，即便成功了，還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那頂多造成的是猙獰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為了不替說謊者實證，為了對自己忠實，為了爭一點人的骨氣，被攻擊的人也不會抹頭就跑的。你們代表的不是科學精神嗎？你們不是站在正義那麵嗎？還有比那個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嗎？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則，從長遠說，還值得保持”。
蕭乾一直把建國後政治命運上的一係列惡果歸因於郭沫若的這篇《斥反動文藝》，也就是他常說的因“稱公稱老”惹得“亂子”。他當時自然覺不到這是個“亂子”，即便真當“亂子”看，建國後，他這個“最反動的黑色文藝”是沒有理由比“桃紅小生”沈從文幸運的。說到《新路》的包袱，在1955年胡風事件後進行的肅反中，組織上在清查蕭乾的曆史後，做了一個澄清的結論：“《新路》是1948年北平高級民主人士創辦的一個刊物，後為國民黨所查封。蕭乾接受了地下黨的勸告，後來並未參加編輯工作”。他真正的背運實際上是從1957年被“引蛇出動”，打成右派開始的，並不能把帳完全記到郭沫若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