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蕭乾在1949年底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清理和批判了，很難說當時不是出於真誠。郭沫若文中罵他是“標準的買辦型”，他在1950年1月5日發表在《大公報》上的《試論買辦文化》裏，首先批判了自己崇洋媚外的心態，表示要“用蘇聯的真相來徹底洗滌英美在我們血液裏灌輸的反蘇毒素；學習燦爛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代替腐朽頹廢，脫離群眾的資本主義文化”。同時他還批判了自己“以個人為中心的個人主義”。
緊接著，1950年9月，蕭乾又向黨組織寫了一份重在檢查自己思想的“自傳”，他深挖思想根源，甚至說在很早就產生了“向上爬”（當然是他晚年回憶錄中說的“個人奮鬥”）的思想，“為了不再吃上頓不保下頓，也為了從‘人下人’的地位翻過身來，我向上爬。在發展上，我的錯誤在沒有堅持把這種個人翻身的要求擴大為階級的翻身--也即是因為沒有堅持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奮鬥。因此，19歲以後的我，一直是走著個人主義的瞎路”。
我不敢相信這樣的文字竟會出自蕭乾之手，令沒有經曆過政治運動的我驚詫莫名。他與英國著名小說家愛摩福斯特結下的深厚友誼，在這裏成了“我能和他談得那樣投契，也可說明那時我中毒之深了”。“今日想來，他與我實在是屬於兩個世紀，兩個世界的人。他代表的是19世紀的自由主義，代表是英國資產階級的‘開明分子’”。
有了這樣的思想覺悟，再加上經曆了從1951年批《武訓傳》開始的以知識分子為批判對象的政治運動後，他自然不敢在1954年英國文化代表團訪華時，接受福斯特和摯友斯普特勞教授私下約見的邀請。蕭乾拒絕了福斯特的友誼，不敢冒政治風險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是因他當時已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劃清了界限，哪裏還能要福斯特托友人帶來的書、信。這讓把友情看得比國家還重的福斯特傷透了心，絕交是自然而然的。幸好他沒有看到蕭乾“中毒之深”的文字，要是那樣，盡管蕭乾晚年重新追憶了與他的友誼，對50年代的事表示了愧疚，他在上帝那裏恐怕也不會原諒蕭乾。
毛澤東早在延安時期就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一文中指出，“對於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較忠實的知識分子，應當分配適當的工作，應該好好地教育他們，帶領他們，在長期鬥爭中逐漸克服他們的缺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蕭乾是在1948年春，開始在《大公報》地下黨李純青的領導下，“開始批判我由英國販來的一些糊塗思想，同時也就主動地想靠近人民”。“開始呼吸到革命空氣，了解到共產黨人的高貴品質”。然後不久，他向黨組織遞交了一份交心的“自傳”，提出入黨申請。
蕭乾晚年在回憶錄中曾提到：“1950年冬天，喬冠華要我參加訪英代表團並任秘書，臨動身前又取消了我出訪的的資格，說像我這樣的人還是在國內走走算了，事後還明白地表示了對我的不信任”。蕭乾臨去世前不久，在一次和我聊天中，糾正了記憶上的偏誤，說這事就發生在他寫這份自傳的前幾天。這給他打擊不小，為了讓組織充分信任，隻有讓自己在組織麵前變得透明。學習、反省、改造，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完成的。我這才真正弄清楚，蕭乾當時寫這份“自傳”的原委。
蕭乾像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自我改造的動力一部分是出於自覺，不甘人後，立誌要追上時代的步伐，另一動力則來自客觀世界改造的參與。通過采訪妓女改造、土地改革和參加各種鬥爭會，接受了“革命化”、“群眾化”的洗禮。從1951年12月蕭乾參加“學習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批判改良主義思想座談會”上的發言和發表的《我決心做毛澤東文化軍隊裏的一名戰鬥員》可以看出，他“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惟一造福人類造福中國的真理”。他重新審視自己的創作，雖沒覺悟到郭沫若斥為“發動”的程度，卻已認識到，“崇拜技巧，迷信直覺，強調個人自由”是完全錯誤的文藝思想和藝術良心。總之，他把過去堅持的“文藝的自由主義”清算成脫離人民大眾，脫離真理的中間路線。“我的筆從今以後要服從政治、服從人民大眾的需要。我要呼吸工人階級的空氣，感受馬列主義的陽光；努力學習，加緊改造。我決心傾一輩子剩下的日子，做毛澤東文化軍隊裏的一名戰鬥員”。這一定是郭沫若樂於見到的。
但蕭乾骨子裏始終是個胡適式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他並未因“清算”了自己的自由主義和表示效忠而日子好過。其實他一直被當成是正在改造中的知識分子，在那些住過窯洞、喝過延河水的人看來，沉積在他身上的資產階級泥垢永遠無法清除幹淨。
這倒是真的。當他被認為可能已改造好，並委以重任時，便開始暴露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猙獰麵孔”。1957年，他因發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和《“人民”的出版社為什麼會成了衙門？》被打成右派。
一個人無法從長遠觀點預見到自己在當時客觀條件下的言行，會對為來產生什麼影響。蕭乾怎麼會想到他被攤到《文藝報》的副總編輯位置上潛藏著“危險”；怎麼會想到那兩篇雜文是中了“引蛇出動的圈套”；當然更不會想到他對“右派罪行”的認識，幾十年後會讓後人感到政治變態人格的可怕，是那麼的令人啼笑皆非。“我既公開發表了反動的言論，又有反動的行為--利用《文藝報》的職權，到處點火。我既在《人民日報》的那篇文章裏，對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作了全麵的、帶綱領性的侮蔑和攻擊，又專門對人民文學出版社集中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蕭乾把這一切歸因於他並沒有完全消滅掉自己身上《新路》式的反動思想，才在大明大放中，又把“英國民主”搬了出來。“不論我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我的奴化教育有多麼根深蒂固，我有決心要清除掉，跟大家一起死心塌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蕭乾是在又一次真心檢查，還是想通過給自己上綱上線來敷衍過關，今天看來都不重要。而從郭沫若與蕭乾各自的言行中獲得一點警示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知識分子無論何種情形下，喪失掉“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都是十分可悲的，也十分可怕。也即是任何時候，知識分子都不能以可憐的忠孝去代替理智的誠實。如果蕭乾沒有在1957年被一棍子打死，成為“一隻人人喊打的老鼠”，而是像某些人走了時運的話，到了“文革”恐怕隻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像19547年的批人者，大多難逃被批的厄運；二是像郭沫若那樣，留下日後讀來令人臉紅的文字：“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改造我們的靈魂……這樣，我們就會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斷地取得偉大的勝利！”這樣設想近乎殘酷，但卻符合當時人們內在的邏輯發展。
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為“曆史是勝利者的宣傳”。一個人在閱讀別人曆史（我想大體上指傳記）的時候，也麵臨著是聽任“勝利者”的宣傳，裏邊可能有歪曲了真相；還是去做一個真正的曆史學家，提防“勝利者”壟斷對後人敘述故事的權利。很遺憾，郭沫若作為“勝利者”寫作《沫若自傳》時才30幾歲，以後幾十年的興衰榮辱都打下了真正的曆史印記，“宣傳”真得由史學家來作了。無論《斥反動文藝》還是“揚李貶杜”，吹捧江青，都是無法“歪曲”的。
蕭乾是幸運的，他晚年作為“勝利者”不斷地在“宣傳”自己，而且他活著看到了三本自傳回憶錄的出版。他的可貴在於，他的“宣傳”（但願是毫無保留的）是深刻的剖析、反思，真誠地麵對曆史的“真相”，不加粉飾，更沒有幾十年之後的“升華”。不用借助史家，他自己就讓蕭乾“透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