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是我的恩師之一，是最早把我引上文藝道路的人。對他早年的一切，我是永銘不忘的。
蕭乾的第一個文學師傅是沈從文，他們結識於1931年。當時，蕭乾正在輔仁大學同安瀾合編《中國簡報》，經國文課老師楊振聲介紹，去采訪沈從文。已是著名小說家的沈從文對這位文學青年十分熱情，頭一次見麵便請他到東安市場下館子吃飯。沈從文從夥計手裏要過菜單，用毛筆在上麵寫起菜名。蕭乾很崇拜這位作家，見他寫的一手秀逸的書法，急忙喚住轉身欲走的夥計，說“這個菜單您給我吧，我再給您抄一遍”。沈從文衝他一擺手，說“要菜單幹嗎？以後我會給你寫信，寫很長的信”。沈對人熱誠，他自己即為徐誌摩所助，故樂於助人。打這以後，還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沈從文，給蕭乾寫過許多信，而且總是以“乾弟”相稱，透出親情的關愛。他們的友誼由此開始。
1932年夏，蕭乾因實在無法忍受那位心地善良但脾氣暴躁、喜怒無常的雷德曼，離開輔仁，南下福州，跑到倉前山英華中學教國語。雷德曼是位愛爾蘭裔美國神父，蕭乾讀輔仁英文係時，他是英文係主任，培養起蕭乾對愛爾蘭詩歌、小說以及戲劇的愛好。蕭乾覺得雷德曼好像是愛爾蘭的蘇曼殊，他不光酒喝得衝，而且完全浸淫在19世紀愛爾蘭浪漫主義文學裏。蕭乾時常聽他吟誦葉芝的詩，或朗讀約翰沁、奧凱西以及葛瑞果蕊夫人的劇本。
雷德曼還鼓勵蕭乾為不平《晨報》寫些關於愛爾蘭小劇院運動的文章，如《葛瑞果蕊夫人逝世感言》和《奧尼爾與〈白朗大神〉》等。雷德曼看到蕭乾在《中國簡報》發表的東西，就一再慫恿他為輔仁的天主教刊物《輔仁雜誌》翻譯點中國作品。蕭乾先後將自己喜歡讀的三個劇本譯成英文，有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漢的《湖上的悲劇》和熊佛西的《藝術家》，發表在這份向全世界天主教文化界發行的英文月刊上。蕭乾最早的翻譯實踐，還真該感謝這位雷德曼。
1933年夏秋，蕭乾由福州回到北平，即轉入燕京大學新聞係。沒過多久，他就受到沈從文一封信：
秉乾弟：
見某日報上，載有燕大編級生一個你的名字，猜想你到了北平。我已從青島跑來北平，
目前住西城西斜街五十五號甲楊先生家裏，想出城來找你，可一時不能出城。你看有事進了
城，愛依然騎你那自行車到處跑，高興跑到我住處來玩玩，我大多數總在家中。晚上不便回
校可住在我處。
很念你。
從文
八月九日
收到沈從文的信，蕭乾滿懷喜悅，騎上自行車，直奔西斜街的楊振聲家，見到闊別已有一年的師長。很快，沈從文與妻子張兆和在府右街達子營安了家，蕭乾便成了這裏的常客。當時，他正和女友高君純熱戀，也夢想著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溫馨甜蜜的家。
蕭乾這時已經把寫小說當做人生的終極目標。他自己並不滿意已在《燕大月刊》上發表過的小說習作《梨皮》和《人散後》，渴望得到一位師傅的引導。沈從文很喜歡這個勤奮、生氣勃勃、勇敢結實的青年。他把他看成同自己一樣的“鄉下人”，並“希望他永遠是鄉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於自見。應當養成擔負失敗的忍耐，在忍耐中產生他更完全的作品”。
沈從文對這位徒弟要求很嚴，讓他寫好一篇小說後反複潤色，告訴他“文字同顏料一樣，本身是死的，會用它就會活。作畫需要顏色且需要會調弄顏色。一個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達不出這種好思想”。
沈從文對語言的這種認識，深深影響了蕭乾。他明白字是個死板的東西。在字典裏，它們都僵臥著。隻要成群地走了出來，它們就活躍了。活躍的字，正如活躍的人，在價值上便有了懸殊的差異。他跟師傅學著把文字當成繪畫者的顏料，“在把筆尖點在紙上那刻，他心智的慧眼前已鋪出一副連環圖畫，帶著聲音和氛圍，隨著想象的輪無止息地旋轉。繪畫者的本領在調勻適當的顏色，把這圖畫以經濟而有力的方法翻移到紙上去”。確實，蕭乾在學習運用精致鮮活的語言文字，同時也力求恰當地掌握文字經濟學，因為師傅告訴他，你應當明白“經濟”兩個字在作品上的意義，不能過度揮霍文字，不宜過度鋪排故事。他努力隻在給讀者一個“印象”。
蕭乾每次來達子營沈家，都覺時間過得太快。師傅的每一句話都深深紮進他的腦海：“據我經驗說來，寫小說同別的工作一樣，得好好的去‘學’。又似乎完全不同別的工作，就因為學的方式可以不同。從舊的各種文字，新的各種文字，理解文學的性質，明白它的輕重，習慣於運用它們，這工作很簡單，落實，並無神秘，不需天才，好像得看一大堆‘作品’，作無數次試驗，從種種失敗上找經驗，慢慢的完成他那個工作”。
有一次，蕭乾問師傅一個文學青年最愛問的問題：你為什麼要寫作？師傅告訴他一個“鄉下人”的意見：“因為我活到這世界裏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的寫作，沒有厭倦，隻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裏，表現我對於這個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夠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寫作就是頌揚一切與我同在的人類美麗與智慧。若每個作品還皆許可作者安置一點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擁抱世界，占有這一世紀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許使我平凡與墮落，我的感情還可以向高處跑去，生活或許使我孤單獨立，我的作品將同許多人發生愛情和友誼”。
蕭乾聽得醉了，騎車回燕園的路上，他腦子裏始終在回味著師傅詩一般的寫作哲學。他相信師傅說的，在文學道路上，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頭苦幹。有這樣的師傅引路，沒有理由不努力，一定要多看別人的作品，撿那些最好的看，多經曆人生，要緊的是要寫下去！更要緊的是要讀下去，看下去，想下去！想到這，他心裏充滿了欣悅，也增添了自信，看看天上的星星似乎都在對他笑。
達子營沈家成了蕭乾文學的精神家園，他恨不能天天就長在沈家，聆聽師傅的教誨。師傅鼓勵他多寫，卻不願他濫寫。不要當多產作家，要寫得精。沈從文每次送他出門走時，總不忘半嘲弄地叮囑：“我希望你每月隻寫三兩個短篇，然後挑出最滿意的來看我。每月寫不出什麼可不許騎車進城啊”。
寫作要認真，要勤奮，這是個妥實的出路。蕭乾在這點上，非常欽佩沈從文，他感覺老師有一種創作家獨有的驕傲，在意境、人物，一切上麵，都鄙視已有的，要創造新的。他的感覺極為敏銳，看得出任何一個重複的字眼，聽得見任何一個紮耳的聲音。他像個忠實的農夫，不容田裏有一棵雜草。他不是在雕琢，他要用文字表達內在的一切。他在說出的每一句妙語，創作出的每一個有血肉的人物身上，都滴了無數的汗珠。天不亮，他就起來寫作了。一篇短文，他不惜抄改四五次，而每次都覺得還可以改得更好些。他要掂一掂每個字的分量，一點也不肯馬虎，因為他想用飄渺的文字勾描一幅明確的圖畫。字典裏擺著的現成詞彙，他全看不上。
初秋的未名湖碧綠清翠，天上的白雲倒映在湖水裏，仿佛在幻化的虛冥裏漂浮，原來它在戲弄那修長俊逸的未名塔的倒影。蕭乾坐在湖心的土坡上，望著湖水出神。他正在構思一個短篇，想表露自己的一點生命哲學。透過什麼來替他說話呢？一個小生靈的影子忽地在他眼前清晰地蠕動起來。那是一隻蠶！他記起有一年春天，他向人討來蠶種，恰似粘在白紙上的一粒粒黑芝麻，經太陽一曬，那些黑芝麻就會慢慢變成幼蟲，奇妙地蠕動起來，嫩白的身子一聳一聳的，十分好玩，可愛。單是這一奇跡，就深深引起他對生命奧秘的興趣。
蕭乾喜歡蹲下來仔細觀察蠶在桑葉邊上不停地啃。蠶要活命，就得吃桑葉。沒有桑葉，他也隻能眼睜睜地看者它們挨餓，束手無策。他的腦際由此閃過這樣一個念頭：倘若世間真有個上帝，那他同人類的關係，大概就像我之於蠶。他還由蠶的大與小，肥與瘦，生氣勃勃與死氣沉沉之分，聯想到人間的貧富不均和弱肉強食。他在崇實中學時，星期天做禮拜，洋牧師在台上講完上帝的博愛，就可以回屋去聞廚房裏飄出來的奶製品和烤肉的香味，而等著他的卻總是窩頭鹹菜。當時他幼小的心靈便產生疑問，倘若真有個萬能的上帝，他為什麼允許這樣的不平等存在？對，借蠶來寫宗教的虛幻，該是一個多麼妙的構思呀！那該怎樣謀篇布局呢？他就把和君純的戀愛搬到小說中的閩江之畔，倉前山大橋上的花市，有他鍾愛的土名叫“十八學士”的玉簪花，君純又剛好是福州人，還沒回過家鄉，正好可以讓她在小說裏回家。還要把蠶在他和君純合影的照片上吐絲的細節寫進去，作個愛的紀念。
蕭乾被成熟的構思刺激得興奮不已，一溜小跑回到宿舍，鋪開稿紙，任詩一樣的文字音符從筆底彈奏出來：
於是，把帶回來的一束葉子精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葉梗，咬去糜爛枯黃的葉邊。
又選幾片蔥綠的嫩葉剪成散錦的星顆和一麵缺的月。等小匣子給清新的綠氛溢滿了，才小心翼
翼的把浮在幾片大葉上的蠶兒們捧出，像慈母臥嬰兒似的一條條輕輕的放進錦盒裏。有的一放，
高興得打了個滾兒，就駝起背來，一聳一聳地找尋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還戀戀不舍的，
抬抬頭，尋覓這溫存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想知道自己是什麼樣一份命運，到了這種地方。
蕭乾的草稿很亂，他可不能讓師傅費神去辨認塗鴉似的字跡。他將這篇叫《蠶》的小說，認真謄抄在印有燕京大學字跡的紅格稿紙上，寄給了沈從文。這一天是1933年9月29日。
一個月以後，11月1日，蕭乾在燕大文科樓的閱報欄前不經意地瀏覽《大公報》。當他看到副刊版上發表了小說《蠶》，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做夢，作者就是蕭乾。他太興奮了，整個心仿佛一下泡到了蜜罐裏。那份激動的緊張使他的大腦瞬間成了空白的，什麼思想都沒有了。這畢竟是自己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處女作。他靜下心神，又仔細讀了一遍《蠶》。五千來字的小說，密密麻麻擠在四千來字的版麵裏，成了黑乎乎的一片。一定是版麵太緊張了。但那裏麵的每一個字都是自己心血的結晶，讀著讀著，他覺得這五千多個字都躍出版麵，活了起來，跳舞的姿勢是那麼輕盈、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