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願意把我這一生，以及這一生所寫的文學作品，毫無保留地交予時間和讀者去做“末日審判”。
蕭乾生命的最後兩年是在北京醫院度過的。他是因大麵積心肌梗塞住的院。病情稍有好轉，他便不安分起來。他覺得醫院沒有家的感覺，沒有寫作的空間。隻有思想是自由的。其實對他這已經足夠了。但說話時間一長，走路稍快，心跳馬上達百次以上，再加上他的腎功能不全，隻有常人的十分之一，醫生是不敢讓他出院的。
打小淘氣的他，好像從來就不曾老實呆過。一生大半輩子又在跑江湖，用一支多姿多彩的筆采寫廣闊的大千世界。東跑西顛了一輩子，叫他靜臥在病榻上，可實在有點把翱鷹逮進籠子的味道，怎麼受得了。他還最怕打吊針，而為了治病，醫生指定曾一度每天打兩次。盡管他總把收音機或CD機放在身旁，為他奏著古典音樂，但望著那掛在頭頂的輸液瓶，心裏就起急，不耐煩。
他的生命力真頑強。病情稍一穩定，他就開始讀書，寫書評。他還想獨創作家文集的體例，為所收的有些作品，寫個時過境遷以後的“餘墨”。我那時正在為浙江文藝出版社編選十卷本的《蕭乾文集》。這“餘墨”就是為它而寫。所謂“餘墨”即是對自己過去所寫過的一篇篇小說、散文、特寫、雜文等，做一個勾勒式的回述，交代一下當時的寫作背景、環境，覺得意猶未盡的再借題發揮幾句，使讀者能更清晰地體悟其中的思想脈絡。兩年生病期間，他一共寫了數十篇“餘墨”、書評，約10萬字。
我每周至少去醫院看望他一次，給他帶些他想看的書，再就是陪他聊天，他老是那麼認真地聽我道聽途說或從別處販來的外麵及文壇的新鮮事。為使自己能靜下來，他甚至找我要了串佛珠，打算靜心地閉目參禪，屏除雜念。可他無法管束自己那跑野馬般的思想，無論躺著、坐著，或在走廊裏散步，他總在不停地想。這也正是醫生最擔心的，一個年奔90歲的心梗病人，一天到晚腦子裏老裝那麼多事怎麼成。
受舒乙先生所邀，我在北京幽州書院做過一次題為“蕭乾的生平及其創作”的演講。他聽完我的演講錄音，馬上一口氣給我寫了封長達5頁的信，叫我非常感動。他謙虛地寫道：“我不能同巴金或冰心大姐相提並論。他們的成就遠比我大，是一代的宗師，我隻能作他們的一個追隨者。自然，我一生也有自己的特點，例如反宗教小說和二戰的采訪。這些你都提到了”。
讀完王蒙先生發表在1997年《花城》第二期上的長篇小說《躊躇的季節》，特地把我叫去，跟我說這簡直是一部革命世故大全，足見處世之艱辛，革命途路多荊棘，還得隨時提防陷阱。他稱讚王蒙通過小說裏的表舅形象，把50年代那段日子寫得淋漓盡致。王蒙對下層北京市民的語言、神態及生活了解得也真透。臨走，蕭乾將這本他隨手批了旁注的雜誌送我。不幾天，他又寫信給我說，“此作藝術性不算高，個別地方幾乎抄資料，但整體來說，是篇對50、60年代整個社會的一次巧妙、生動，甚至惟妙惟肖的再現。讀時，有時感到王蒙膽子好大！文字有時深刻、幽默，令人哭笑不得”。
病魔吞噬著他，他說話越來越沒有氣力，字也越寫越不成型。1998年底，他為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將出的《林徽音文集》所寫的序言《才女林徽音》，就是由我代筆的。這成了他的絕筆之作。1999年1月底，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了由我采訪整理的《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我請他在扉頁為我留言時，他歪歪斜斜地寫道：“我晚年幸事之一，是結識了傅光明同誌。首先，他用他的青春減少我的暮氣。我祝他有一光輝的人生”。這是他給我的最後的文字。我知道，他不甘心就這麼放下手中的筆，但這筆對他已是太沉重了。我感覺到他的日子不多了，一想到此，我的心就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