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說自己是個不帶地圖的旅人，他的目光孤獨又憂鬱，微笑頑皮又快樂，腳步是浪漫又執著。到了晚年，用回憶的眼凝視那已逝歲月的年輪，他能看到它們或清晰或模糊，或燦爛或晦暗，或圓滿或曲折……他曾寄人籬下，世界對他變得那樣狹窄。他甚至懷疑生命本身就是個極大的謊言。但他無法拒絕血脈中所承襲的一片陽光，一泓暖流。他有夢，夢中的生命如絢麗的紅玫瑰在原野怒放，靈魂像沒有飄帶的風箏在無垠的天空下自由翱翔。為這夢，他磨礪筆。為這夢，他要走向廣大的人生，要到陽光下去思索。他要的就是要體驗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他要采訪的是人生。在二戰的烽火硝煙中，在死神張大的羽翼下，他彈奏著生命的樂章。他把一本厚厚的《人生采訪》獻給貧弱的祖國。為著祖國強盛，他像信鴿飛回家鄉一樣，旅英7年之後，又紮進了她的懷抱。
他經曆了太多的苦難。災難歲月他曾變成一隻噤聲的寒蟬，覓盡寒枝無處棲。他時時想自己咬斷維係著飄忽不定的生命年輪的那一根遊絲。在走出噩夢的早晨，他以筆作拐杖，又開始行旅人生了。他的手已有些抖，腳步也有些顫，但他覺得自己的心還可以和5歲的孩子比年輕。他對不帶地圖的旅行無怨無悔，直到終極。
我很幸運，打1987年5月7日上午走進他家的門，結識這位長我半個多世紀的忘年交，到他去世的1999年2月11日，整整12年裏，他一直是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撐和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除了編選他的十卷文集，我還編過他的十幾本書，寫過他的傳記和評傳。加上幫他整理的《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這已經是第5本。也是我最下心的一本。
因給他編文集，他說我是幫他一生做總結的人。不過，這倒給我一個重新認識他的機會。當我坐在國家圖書館寬敞的縮微閱覽室查閱舊《大公報》時，發現他年輕時並不疏懶。他的筆很勤很快，從他在戰時英倫發回報社的特寫來看，他寫得又多又好，而且這些都是經第一手采訪寫成的。難怪有史家把他二戰期間的特寫譽為“歐洲發展史重要的見證”。當我把從縮微膠卷上還原出的舊作拿給他看時，有的他都忘記了。有許多文章，我也是在編選時第一次讀到。真實又驚喜又慚愧。驚喜是為我泡在故紙堆裏的新發現，慚愧為我對他並沒有想象的那般了解。我感覺，他除了是一個真誠的作家，某種程度上，他還是個深刻、睿智的思想者。對後者，我原竟沒有足夠的認識。
我最難以忘懷有兩個夏天，每周兩次一大早騎車到他家，先陪他去離他家不遠的玉淵潭畔散步，然後再去文學館上班。那是一老一小兩顆心靈溝通交融的兩個夏天，是朝晨清新空氣裏彌漫著一位曆盡滄桑、風雨平生的老人睿智思想的兩個夏天，也是我生命成長裏充滿了靈性的兩個夏天。他跟我講了許多關於他及其同時代作家文人的故事。我自會用想象去感受那裏麵的辛酸悲苦、榮辱歡欣。
漫步的時候，我們話題很多，但往往最終全落在“講真話”上。我感覺80年代以來，巴金和蕭乾是最不遺餘力倡導並帶頭“講真話”的作家中的兩位。
蕭乾在過去假話橫行的災難歲月裏，看到許多人因說真話倒透了黴，更多的人卻是靠說假話青雲直上。飛得最高的自然是那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永遠健康”的林彪。即便現在早不是講話得先背語錄的年月，可說真話同樣不容易，不說假話更加困難。巴金在文革中吃夠了說假話的苦頭，看到說假話可以誤國，甚至會帶來亡國的危害，才從80年代開始，那麼敢於通過自我否定和懺悔，大聲疾呼要人們講真話。他捧給世人的是一顆中國文化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