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的心也在跳舞。他從心底感激師傅的鼓勵和提攜。細心的他發現師傅在許多處做了修改，這使他受益匪淺。他後來寫道：
看到印出來的文章時，你就不曾理會刪改的痕跡嗎？我是曾這樣麻煩過另一個朋友的。我
曾臉紅。我覺得是犯了罪，那樣過分地麻煩一位滿心幫我而又負著很重責任的人。我日夜咬住
牙，想拚著寫一篇用不著他動筆改的文章。自然，到如今我還隻是在努力著。但從那以後，我
把別字看成鼻尖上的疤，對贅字養成難忍的反感。學著他那簡練的榜樣，我少用“虛”字，少
說無力的廢話。自然我還不行，我必仍得努力下去的。
編輯總抱怨蕭乾的字太多，而他一味嫌《文藝副刊》的篇幅少，連愛倫坡那樣“標準短篇”也登不完。沈從文對他充滿友愛地正色責備他：“為什麼不能！那是懶人說的話”。
沒過幾天，蕭乾收到沈從文的信，說“有一位既聰明又高貴的小姐”要見他，因為那小姐說《蠶》是沈從文主編《大公報副刊》兩個多月來她讀到的最好的小說。
星期六下午，蕭乾穿著一件新洗的藍大褂，如約先到了達子營沈家，才知道那位小姐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才女林徽因。這可有點出乎他的意料，誰不知道她那“太太的客廳”名滿京城，能到那裏聚會的幾乎全是學界文壇的翹楚。
自打沈從文把有點怯生生的蕭乾引進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他就幾乎成了人們慣稱的“京派作家”中年輕的一員。他在創作上更加用心，一有空閑，便跑到詩情濃鬱的未名湖畔，麵對如水墨畫般的湖光塔影出神構思。然後把寫好的小說謄清，挑出最滿意的，即使天已擦黑，也必蹬上那輛破自行車，沿著海甸滿是荒塚的小道，趕到達子營，讓師傅過目。就這樣，蕭乾最早的幾篇小說《小蔣》、《郵票》、《花子與老黃》、《鄧山東》和《印子車的命運》，全經沈從文之手，發在《大公報文藝》上。《大公報文藝》是他文學創作的搖籃。他靠從這裏獲得的稿費，完成了最後兩年的大學教育。
1935年7月，蕭乾剛一畢業，就由楊振聲和沈從文介紹，進入《大公報》工作。他剛在天津接替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的時候，每月至少來京一次。而每次必由楊、沈二位負責，把朋友們招到一起，或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或“太太的客廳”，常常是邊吃邊喝，邊天南地北地聊天。常來的有楊振聲、沈從文、金嶽霖、林徽因、馮至、朱光潛、卞之琳、李廣田，後來巴金、靳以由滬北上，也加入進來。
沈從文對蕭乾的副刊編輯工作總是力所能及地給予關心和幫助，他還為蕭乾的第一個小說集《籬下集》寫了《題記》，稱“他的每篇文章，第一個讀者幾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可以看出來，師傅對徒弟的努力成果是滿意的。另外，沈從文將蕭乾的《籬下集》和散文集《小樹葉》推薦給商務印書館編入“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出版。同時，師徒倆還聯名出版了文藝書信集《廢郵存底》。書中收有14篇沈從文的“廢郵存底”和蕭乾的22則“答辭”，闡釋了他們倆的藝術觀點。由於是以書信體形式寫成，文字真切平實，論理深入淺出，而且可以看出師徒倆一脈相承的藝術審美情趣和價值取向。
“八一三”以後，《大公報》縮版，蕭乾被遣散，流亡到武漢，又是楊振聲和沈從文兩位恩師為他找到棲身之處，還讓他參加他們從1933年開始一直在做著的中小學教科書的編纂工作。在以後的幾個月裏，楊、沈每月都送給蕭乾50元錢貼補家用。那時，他和“小樹葉”正困居昆明。他當然知道那錢是兩位恩師硬從自己的薪水中節約出來的，心裏對這份雪中送炭的至情友誼充滿了感激。這是人間最美好的一份感情。
蕭乾不能忘懷的是，1946年他剛從英倫回國不久，因不滿現狀，以“塔塔木林”為筆名，假托洋人之口，寫了一組反諷現實的雜文《紅毛長談》。沈從文繼以“巴魯爵士”為筆名，寫了一篇摹仿“紅毛”筆法的俏皮文章，題為《懷塔塔木林》，以響應《紅毛長談》，並流露出批判現實、追求民主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對自己帶出的這位徒弟頗為得意，稱“塔塔對中國本位文化，既理解透徹，文章寫來，自然亦莊亦趣，不古不今，駁雜如諸子，精悍有稷下辯士之風，引喻設義，奇突幻異，又兼有墨學家宋榮子，法國學人服爾太翁風味”。1948年，《紅毛長談》由儲安平主持的上海觀察社出版單行本時，作為附錄，蕭乾收入了這篇妙文。也算對師徒倆友誼的一個紀念。但不幸的是，這竟成了他倆最後一次真誠的聯袂合作。
解放以後，蕭乾在對外宣傳的崗位，安心當起“人民的吹鼓手”。他雖然並不被共產黨完全信任，卻也算得上是可團結的民主人士，可改造的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和心理狀態雖無法與到過延安的進步作家比，倒還說得過去。沈從文則是硬被逐出文學陣營，搞起了古代服飾研究。他一定不想放棄鍾愛的文學，但他“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術謀”，曾一度精神失常，“隻覺得家庭破滅，生存了無意義”。他曾用小刀割破血管自殺，想以此擺脫他的文學與政治的碰壁。許多朋友知道沈從文自殺未遂後，都跑來他家安慰他。蕭乾更是以弟子學生之誼，多次到沈家探望、敘舊，使沈從文深受感動，繃緊的神經慢慢鬆弛下來。
沈從文心裏很清楚自己當時所處的位置，若想平安度日，隻有放下筆遠離文學。古代文物裏沒有是與非和階級鬥爭，他在曆史博物館一幹就是整十年的講解員，比起那些卷入政治旋渦裏曾幾何時的朋友，倒多了幾分幸運。
沈從文也是矛盾的，他雖然做著講解員，似乎遠離塵囂，可也一直巴望有機會出頭露麵，他希望能得到表明自己政治進步的機會，哪怕違心地說話做事都在所不惜。蕭乾和他的夫人文潔若都清楚記得1957年反右時，中國文聯一共開過四次批鬥他的大會，有一次沈從文發言揭露他早在30年代就同美帝國主義勾結上了。他不敢相信這話出自恩師之口，他想自己30年代與安瀾合編《中國簡報》的情況沈從文是了解的，怎麼可以這樣惡語中傷。蕭乾真想就此割斷兩人的友誼，朋友之間這樣做太傷人心了。但事後他想，沈從文對自己的恩情太重太重，何況當時他那樣做一定是出於麵對階級鬥爭人人都有的自保意識，不能怪他。
60年代初，蕭乾下放勞動剛一回京，就去沈從文家拜訪，並在有了住房以後還曾請沈從文夫婦吃過飯，表明自己又安了窩。友情在持續。70年代初，沈從文在湖北鹹寧幹校勞動期間，還給蕭乾寫過兩封長信，雖然稱謂上由“乾弟”改為了“蕭乾同誌”，但還是能推心置腹，敘談自己的近況和心境。沈在1970年9月22日致蕭乾信中，談到他正在摸索新詩道路：“這次疏散下來，因血壓常在二百，心髒有膨大，已不能勞動，多半躺在床上。雖無書可讀，且不明本地語言，向鄉人學習也難具體。因此又寫了些詩，用五言舊體表現點新認識，不問成敗得失，先用個試驗態度去實踐，看能不能把文白新舊差距縮短，產生點什麼有新意的東西。或許還可以搞出些樣品”。然後他提到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萬千民眾不斷努力，人間奇跡得以一一出現，自己便在興奮之中“寫了首《紅衛星上天》長詩，如有機會在另一時公開。可惜照目前情形說來，我大致不會看到這首詩發表了。這也沒什麼關係，因為時代多偉大，個人實在小得可笑”。
沈從文在1970年10月17日致蕭乾的另一封信中，表明了這樣的態度：“解放以來，凡事多得黨和人民厚待，一家人過了二十年特別好日子，卻做不了多少對人民有益工作真是有愧餘生……近二十年在社會劇烈變動中，能免大錯，已屬萬幸，哪裏還能妄存非分之想，說什麼‘雄心壯誌’……一切工作都永遠隻抱著個學習試驗態度，不存什麼個人名利野心，因此直到如今，還能好好活下”。他在信的最後希望蕭乾“學習進步，工作積極，態度端正，少出差錯”。
這時的沈從文早已不是“對人生具有深厚同情與悲憫，對個人生命與工作又看得異常莊嚴，來用宏願與堅信，完成這種艱難工作，活一世，寫一世，到應當死去時，倒下完事。”的哪個沈從文。他已被扭曲成政治的馴服工具，政治意識在他頭腦裏占了第一位。他活得謹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沒有了朝氣和勇敢，也沒有了堅強和樂觀，他的人生意識，在精神上在已把“五四”的民主理想丟到腦後。難道他隻是為了簡單地迎合政治，而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封存起來嗎？這不得而知。事實上，正是沈從文在政治上的急進思想和行為導致了他和蕭乾四十年師生情誼的悲劇終結。
那是1972年，沈從文從鹹寧幹校回到北京不久，蕭乾去看他，見他一人住在東堂子胡同的一間房裏，而夫人和孩子則住在羊宜賓胡同，中間隔得很遠，生活極不方便。就想通過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青年朋友，找到曆史博物館的領導，爭取給沈從文一家解決住房上的困難。後來因個中原因事情沒辦成。蕭乾很覺過意不去，就把事情經過告訴了沈夫人張兆和。不想沈從文得知此事後，極為不高興，當即給他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指責他多管閑事。有一天在路上，兩人偶然相遇，蕭乾還想解釋，不想沈從文劈頭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請入黨？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負得了責嗎？蕭乾啞然，呆立良久，驚愕不已。
蕭乾想起1950年對改良主義的自我批判，政治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並提出想加入共產黨的請求，自己當時的心情不也很像現在的沈從文嗎？他曾在一份上交黨組織的“自傳”裏這樣寫道：“我的向上爬思想及中間路線的看法都發源於一個錯誤的人生觀，為自己而活，生存至上的人生觀，也即是個人主義。這個人生觀與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是不調和的，與整個革命是背道而馳的。在文學上，這個是表現在唯美頹廢主義，追求不朽；在政治上是表現在我的中間路線上”。他表示要通過進一步學習，徹底清算個人主義思想。“惟有精讀報紙，勤聽報告，熟讀文件和馬列文獻來克服自己的缺點，學習掌握原則，以成為人民勝任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