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已經完全不是兩年半前在為《大公報》寫的社論裏，提倡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思想的蕭乾了。他已經在如此短的時間裏，自願接受思想改造，表麵上徹底清算了民主個人主義思想。他說：“右的路，在我從未認為是路過；中間路線（《新路》）我走過了，我狠狠碰了個壁，把我碰醒了。那絕對是死路。在我麵前，清清楚楚隻有一條路：左的路，馬列主義的路，共產主義的路”。基於這種政治認識和覺悟，蕭乾提出了入黨申請：“我要求參加組織，因為我知道隻有在組織的教育下，我才能永久堅定對這偉大理想的信念，隻有在組織的領導下，我才能效忠這個偉大理想，而不再因盲動餓而成為它的障礙”。這一天是1950年9月10日。
蕭乾真的將他自由主義的民主思想鎖進保險箱了嗎？其實他不過是憋住自己的“意識流”，不敢說出來。到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時，他還是“跳”了出來，這八年可把“自由”慣了的他憋壞了。他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這篇文章裏，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句非常豪邁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利”，來提醒黨的人事部門對知識分子放下心來，健康地開展“鳴”與“放”的工作。所謂“民主精神”應該包括容忍你不喜歡的人，容忍你不喜歡的話。
但不幸的是，蕭乾像53萬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在1957年的那個初夏，因向黨交心，一吐肺腑之言，被錯化為右派。
蕭乾設身處地地替沈從文想，自己當時不也是從真誠的自我批判開始，要求靠攏黨組織，並向黨交心，表示要做“毛澤東文化軍隊裏的一名戰鬥員”。雖然結果是被劃為右派的命運，但從這個角度考慮，他認為沈從文照樣可以並有權利以他自己願意的方式在政治上要求進步，申請入黨。他說不定早就對自己寫過的、被郭沫若在《斥反動文藝》裏罵為“桃紅小生的作品”進行了清算，才有了今天的政治覺悟。由那句西方名言的觀點，沈從文這樣選擇無可厚非，哪怕自己不喜歡，也應容忍。所以，蕭乾在房子的事過去不久，還是給沈去了信，進行解釋。可沈從文不能原諒他，並在信中繼續怪罪他。兩人由此絕交，這真是件令人遺憾而又無奈的事。說導致他倆關係最終破裂的元凶是那個特定年代的政治一點不為過。蕭乾曾跟我說，為房子事，沈寫過數封責罵他的信，並在信中流露出死後不讓他參加追悼會的意思。他後來把這些信都退還給了張兆和，並說“三姐最清楚我和沈之間的事”。
在這之後，直到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去世的16年裏，有許多朋友想從中撮合蕭乾和沈從文言歸於好，不知是雙方都執拗地礙於情麵，還是另有原因，雙方未能恢複“邦交”。沈從文那裏無從知曉，倒是蕭乾親曆的一件事，使他對沈從文失望，也許是他始終不肯吐口言好的一個原因。
那已經是80年代了，楊振聲之子楊起先生為出版《楊振聲文集》找到蕭乾，請他寫序。他說請沈從文寫最為合適，因沈當初同樣受惠於楊振聲，包括沈去西南聯大中文係任教也是楊振聲介紹去的。楊起便去找沈從文寫序，不想那篇序寫出來，不光沒有一點文采，裏麵也沒有談及半點與楊振聲的友情和對楊振聲文學創作的評價，而寫的近乎批判證明材料。序文題為《我所知道的楊振聲先生》，文中有這樣的“證明”：“民十三前後在北大任教，曾著中篇小說《玉君》。陳源於《現代評論》介紹十篇作品時，曾對此書加以讚許。……1930年任青島大學校長……學風維持北大自由民主傳統，不受山東軍閥韓複榘幹預--但仍難免受青島主持海軍並市政的沈鴻烈及韓複榘幹預。……對於學術自由風氣起過一定積極和提高作用”。全文僅720個字。楊起拿著這序又去找蕭乾。蕭乾讀罷沈序，連連搖頭歎氣，馬上答應有自己另作一序，即《他是不應被遺忘的--懷念楊振聲師》，以飽含深情的筆觸追憶了這位曾參加火燒趙家樓的五四闖將。我手中現保存有蕭乾送我的沈序的複印件，還有一封楊起先生寫給蕭乾的原信，裏麵提到沈序沒法用。蕭乾特在送我這些材料時，附了一便條，說我可用此寫文章。
蕭乾不是忘恩的人，盡管他風聞沈從文去世前遺言不許他參加追悼會，他還是在沈去世兩天後，以最快速度為台灣《中國時報》撰寫了一篇題為《沒齒難忘》的悼文，在萬分悲慟之中，流露出對老師的深刻緬懷和真摯感激。文章寫道：“他是我的恩師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藝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幾篇習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筆跡，我進入《大公報》，是他和楊振聲老師介紹的。在我失業那八個月時間（11937至1938年），他同楊老師收容了我。這些都是我沒齒難忘的……希望正直的批評家和學者對從文先生一生豐富的著作進行縝密的研究，並做出公道的評價”。蕭乾後來又在《回顧我的創作道路》一文中寫道：“然而1957年我們之間發生了點齟齬。那件事，至今對我還是個謎。對他早年的一切，我是永銘不忘的……那件事發生後幾十年來我一直保持緘默……好在事情的經過張兆和女士（而且隻有她一個人）完全清楚。歸根結底，都怪我當時對他的事過分熱心”。
有意思的是，2000年第5期《萬象》雜誌發表了王蒙先生的《獻疑劄記》，對我所描述的沈從文提出質疑。我感覺，他的疑惑可能來自兩方麵。一是“獻疑”我論及的事實本身。這我已在文中提供了自覺尚算充分的證據。若認為此還有疑點，即請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以正視聽。若認為我所述事實與結論存在邏輯上的錯誤，亦敬請賜教。但王文說：“如以此為文學評判標準，留在大陸的作家大概誰也當不成排頭。筆者從不止一篇文章中讀到過沈翁在解放初期曾深為各種新氣象所感動，以至他老想參加解放軍做宣傳文藝工作，這完全可以理解，也許不如此反而有損沈老的形象--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能夠對國家民族的天翻地覆若無其事麼？”可見，王蒙先生對我所描述的事實並無疑惑。
二是“獻疑”我的目的，以為我是把此作為了“文學評判標準”。這又捎帶出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即陳述曆史是否一定要加裹上道德評判？要是這樣，就不必再去研究什麼史實了，沈從文也就永遠被人們樹為“偉大的孤獨”者了。而對這個說法，顯然王蒙先生也是不同意的，因為他“從不止一篇文章中”有所了解。
那麼是誰把“絕對的疏離即不合作態度變成價值標準”的呢？不正是王蒙先生文中提到的那些稱沈先生為“偉大的孤獨”的人嗎？“偉大”本身就夾帶著強烈的道德傾向，樹沈先生為“偉大的孤獨”，出發點不正是憑其想象中沈先生的“疏離”而來嗎？既然如此，王蒙先生斷言拙文有“以新的海內外Kitsch為標準”，是“後人的起哄即Kitsch”之嫌，就顯得有失公允了。
王蒙先生說“上一代的是是非非非我輩敢於置喙者”。倘“置喙”是指道德評判，我完全讚同，特別是在史實掌握不多的情況下，不能輕易對前輩有所褒貶，尤其“沈翁蕭公我所敬佩者也”。倘“置喙”是指澄清事實本身，則不敢苟同。因為陳述史實與道德評判完全是兩碼事，道德評判多了，反而不利於了解和掌握真實的曆史事實。
最後再說王蒙先生文中提到的那個德語詞“Kitsch”，據他說這個詞是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裏被翻譯成“媚俗”以後流行起來的。他引用海外一刊物上發表的學者景凱旋的文章，“介紹了昆德拉自己對此詞的解釋：昆自稱他用此詞是指一種矯柔造作的虛假的崇高狀，是以一種虛假的浪漫主義與詩意的本質化來掩蓋真實的生活而不能麵對生活的全部真相”。這也是王蒙先生文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說明他並沒弄清楚到底是誰在“Kitsch”！將一位明明想積極參與到意識形態裏邊去的人硬稱為“偉大的孤獨”，不正是在做著一種“虛假的崇高狀”？對“生活的全部真相”置之不顧，而依然沉眠於“偉大的孤獨”的夢中，不正是在用虛假的浪漫主義與詩意的本質化來掩蓋真實的生活嗎？
在此，我還要再次說明，沈從文是我最喜愛的現代作家之一，我從未想過，也不敢對沈先生有所中傷。就文學而言，我喜愛沈還要超過蕭。但對人的評判不能隻建立在想象中的“崇高”樣子。蕭乾跟我說這些之前，我一直以為沈是遠離政治的。我絕不是在僅用“房子”和“入黨”來做結論。當然，文中所記均是蕭乾一方麵的說法。至於沈家的說法我不得而知。我跟隨師從蕭乾先生十二年，相信他沒有虛構。我所述史實，都是根據蕭先生的回憶及其提供的白紙黑字的資料寫成。在了解這些之前，我也像王蒙先生文中提到的“海內外一些論者”一樣，以為沈是“絕對疏離”意識形態的，也即是真正的“偉大的孤獨”。但我要說的是，解放後不正常的意識形態把像沈、蕭這樣的作家文人給扭曲了。其實何止他們，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哪個又躲得過。換言之，從這個角度講，他們中沒誰稱得起“偉大的孤獨”。在知道這些史實以後，還依然給誰的“孤獨”冠以“偉大”，那才是貨真價實的“Kitsch”。
如果硬說沈從文“孤獨”，頂多也就是遭政治遺棄後不得已的被迫“孤獨”。不過，我倒覺得，這絲毫無損作為傑出小說家的沈從文文學上的真正偉大。文學的沈從文與政治的沈從文絕不可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