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悄悄的鬧劇
很多人常常把間諜和特務混為一談。其實，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特務是指參加特務組織或者接受特務機關的任務，進行刺探情報、暗害、破壞、造謠惑眾等反革命活動的分子。
間諜，則是指由外國情報特務機關所派遣或指使的人員，從事竊取、刺探、傳送機密情報工作，或者進行顛覆、破壞等活動。間諜往往以各種身份、職業名義為掩護，打入軍隊和國家的要害部門。
也就是說，間諜是特務；特務不都是間諜——其中那些受外國特務機關派遣的特務叫間諜。
一句話，間諜是在國與國之間進行特務活動。
間諜活動總是跟政治鬥爭不可分割。
早在兩千多年前，間諜活動就已經開始了。
據說，那時特洛伊的王子帕裏斯在訪問希臘的時候，誘走了王後海倫。
為此，希臘發兵遠征特洛伊。
希臘軍隊圍困特洛伊城，前後九年，未能攻下。到了第十年，希臘將領奧德賽向國王獻了妙計。
……希臘軍隊撤圍了，登船而去。特洛伊軍隊出城追擊，在希臘軍營裏俘獲了一匹巨大的木馬和一個希臘青年西農。
西農告訴特洛伊人，這匹木馬乃是一匹神馬，隻是因為碩大無比，無法裝上木船，這才被希臘軍隊遺棄在營地。祭司曾預言，如果木馬留在特洛伊城，那麼就永遠百戰百勝。
特洛伊人大喜，把木馬運進城裏。
夜深人靜，勞累了一天的特洛伊士兵們正在酣睡。西農悄悄來到木馬旁邊，敲了敲木馬。
木馬的肚子裏，埋伏著希臘土兵。他們衝了出來，跟城外的希臘軍隊裏應外合，一舉攻下了特洛伊城……
這就是在西方家喻戶曉的“特洛伊木馬計”。西農和那些藏於木馬腹中的希臘士兵，便是最早的間諜。
中國古代也很重視使用間諜，同時又很注意反問諜。春秋末期的孫武，寫了著名的《孫子兵法》一書。書中的《用間篇》是世界曆史上最早的關於用間諜、反間諜的理論著作。《用間篇》精辟地論述了間諜的重要作用、間諜的分類、反間諜的方法、怎樣正確使用間諜等。
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是大家所熟悉的：荊軻受燕國太子丹的派遣，前往秦國，假借給秦王政（即秦始皇）獻督亢（今河北琢縣東南）一帶的軍事地圖，圖卷中藏了匕首。“圖窮匕見”，荊軻用匕首刺秦王，未中，當即被捕，死罪。荊軻，就是早期的間諜。他以獻圖為名，進行暗殺之類的間諜活動。
春秋時的蘇秦，也是著名的間諜。他奉燕國的燕昭王之命，到齊國從事間諜活動，使齊國與鄰國不和，疲於戰爭。後來，蘇秦竟然擔任了齊國的宰相！蘇秦的間諜活動，在燕國聯合五國進攻齊國時，終於暴露。蘇秦即被處以“車裂”極刑而死。
在《三國演義》中，蔣幹受曹操派遣，借他與東吳統帥周瑜有舊，來到東吳從事間諜活動，甚至在周瑜大本營中偷看機密文件——蔡瑁、張允寫給周瑜的密信；吳將黃蓋詐降曹操，暗地裏進行間諜活動……
古代的間諜活動，受當時科學技術條件的限製，隻能靠“圖窮匕見”、“蔣幹盜書”之類最原始的方法進行。當今世界上的間諜活動越演越烈。尤其是各間諜機關把最新科學技術用於間諜活動，同時各國又無不以最新科學技術來武裝反問諜技術，因此，間諜和反間諜的鬥爭，遠比古代複雜、尖銳、隱蔽。
間諜和反間諜鬥爭，是一出“靜悄悄的鬧劇”。如今，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差不多都在演出這類“靜悄悄的鬧劇”……
克格勃和“C。I。A。”
世界上最龐大的間諜組織，要算是前蘇聯的“克格勃”和美國的“C。I。A。”——中央情報局了。隻是隨著蘇聯的解體，“克格勃”也隨之土崩瓦解。
克格勃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俄文開頭字母的中文音譯。它是在赫魯曉夫上台之後，於1954年3月12日成立的。總部設在莫斯科。
克格勃的正式編製諜報人員，便有50萬之眾。也許，這還是一個大大縮小了的數字。據說，其中有4萬多人並不是在前蘇聯的國土上活動。
克格勃分四個局——第一總局，第二總局，第四總局，第五總局。其中第三總局空缺。
第一總局為對外諜報局。第二總局為國內防諜局。第四總局為邊防總局。第五總局為秘密警察局。
另外，克格勃還下設七個直屬局、六個直屬部。
克格勃設有“技術學校”，專門訓練間諜。間諜的課程有電報術、攝影術、竊聽術、爆破術、密寫術、毒殺術、外語，還有格鬥、擒拿、射擊技術。
克格勃訓練間諜，為的是要跨過前蘇聯的國界，進入異國刺探軍情。怎樣才能使在蘇聯土生土長的人，搖身一變，成為“外國人”呢？
克格勃挖空心思，在外人莫入的地區，建立起前蘇聯國土上的“異國他鄉”——有“美國”城，有“英國”城，有“加拿大”城，也有“中國”城等。城裏的建築、陳設，一概仿照所模擬的國家。在那裏，居住著來自這些國家的叛逃分子。間諜在那裏長期生活，學習“外國”的語言、生活習慣等等。一直到學得純熟了，像個“外國”人了，這才“畢業”，被派往國外。
除了克格勃之外、前蘇聯還設有間諜情報機構——“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簡稱“格勒烏”。
美國的間諜機構較多，鼎鼎大名的是“中央情報局”，英文縮寫“C。I。A。”。它是美國最大的間諜機構。
中央情報局成立於1947年7月，總部設在華盛頓。
中央情報局公開的編製人員為16萬，實際數字比公開的數字多幾倍。它的經費每年為100億美元。中央情報局之下，設13個部門。跟克格勃一樣，中央情報局的間諜也遍及全球。
中央情報局的頭目深知在現代社會，如果沒有高深的科學文化知識，幾乎無法進行間諜活動。因此，他們招收間諜時，選的並非那些亡命之徒、草莽之輩。據報道，中央情報局的成員中，絕大部分是大學畢業生，其中5%還獲得過博士學位，成為“博士間諜”！這些大學生，分屬於281個專業，其中35%是社會科學，24%是企業管理，20%是數學、物理，11%是工程技術，6%是生物學，4%是軍事情報。有1/3的成員懂一種外語，1/7的成員懂3種以上外語。最近幾年招收的新諜報人員中，博士占16%，碩士占38%！
山本大將之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之死，一直是一個曆史學家們關注的謎。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官，是偷襲珍珠港的策劃者和指揮者。正因為這樣，他成了美軍的眼中釘、肉中刺。
1943年4月18日，當山本五十六坐著雙引擎轟炸機飛往布幹維爾島的時候，飛機失事，山本遇難。日本從飛機殘骸中找到他的屍體，發現他的手還緊握著軍刀。
山本五十六是怎麼死的？是飛機故障，還是遭到暗殺？
直到1979年，當時親手擊落山本座機的美國空軍上校仲馬斯·格·朗菲爾發表回憶錄，才披露了山本之死的真相。原來，當美軍獲知4月18日上午9點45分山本五十六要飛抵布幹維爾島的卡伊裏機場，便組織了16架洛克希德閃電式戰鬥機在半途截擊。山本和他的參謀部乘著兩架轟炸機，由6架零式戰鬥機護航。山本辦事一向非常準時。那天，他的飛機準時起飛，落進了美軍的伏擊圈，遭到突然襲擊。山本座機被擊中墜毀。
山本的行蹤是極端機密的，為什麼會被美軍知道呢？
關鍵在於美軍破譯了日軍的密碼。山本在抵達布幹維爾島前一天，曾用密電告知了那裏的日軍指揮官。
密電碼，屬於核心機密。為什麼密電碼如此重要呢？這是因為電報是現代最常用的遠距離通訊技術，電報的無線電波是短波，通過大氣電離層的反射而傳到遙遠的地方，我方能收到，敵方也能收到。然而，電報的內容隻許我方知道，不能讓敵方知道。怎麼辦呢？那就得使用密電碼。這樣，敵人即使截獲了電波，也無法獲知其中的內容，猶如“文盲”看書，目不識丁。
但是，一旦密碼被敵方破獲，就能譯出電報的內容，造成嚴重泄密。山本五十六，就是死於密碼泄密！
正因為密碼如此重要，它常常成為各國間諜爭奪的對象。間諜機關大都培養了一批“密碼專家”，專門從事破譯敵方密碼的工作。另外，也常派出間諜，以各種方式打入敵方，偷取密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特工人員在戰場上找到一本燒殘的蘇聯密碼，如獲至寶。美國情報機關就用這本密碼，破譯了蘇聯的許多密碼。然而，蘇聯竟一直未發覺。
1953年，美國法院判處美國科學家羅森堡夫婦死刑，指控他們把製造原子彈的秘密泄露給前蘇聯。這件事轟動了全世界。當時美國是以羅森堡的妻弟、美軍機械師林格拉斯為證人，揭發羅森堡夫婦的叛國行徑。直到1980年5月，美國《時代》周刊這才披露，原來美方當時是從破譯蘇聯密電碼獲知羅森堡夫婦情況的，用林格拉斯出庭作證隻不過是掩人耳目而已。
一般來說，軍用的密碼是經常變換的。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現在有的間諜機關正在用計算機分析敵方的電文，以求破譯密碼哩。
1972年，當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時，他的一位侍從總是隨身拿著一隻與眾不同的黑皮包，那包裏裝著一台小型的“語言保密通信機”，專供總統通信之用。盡管它通過短波無線電跟設在世界各地的七個衛星地麵站聯係，再由地麵站轉發，但是幾乎用不著擔心被破譯。因為它是通過語言保密通信機發送的，對方是用語言保密通信機接收的。它的核心部分，用的是“數字化聲碼器”，很難破譯。
其實，除了密碼電報之外，普通電報之中，也包含著秘密。
據雲，1971年9月13日發生的林彪事件，最早被日本情報部門獲悉。那是因為日本情報部門對中國的民用明碼電報也進行監控。那時，忽然從發自北京的民用電報中，發現很多緊急召回正在探親的士兵的電報。日本情報部門據此斷定，北京發生了異常情況，雖說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異常情況。
竊聽和反竊聽
1945年，美國駐前蘇聯大使哈裏曼收到前蘇聯贈送的珍貴禮物——雕刻精美的美國國徽。哈裏曼把這件象征著美蘇友誼的禮物懸掛在大使館的書房裏。
七年之後——1952年，一位美國國務院的保安人員路過莫斯科，住在大使館裏。他發現那個國徽裏裝有竊聽器！這件事使美國大為震驚，才算明白那“象征著美蘇友誼的禮物”的真正使命。
竊聽，早在古代就有了，叫做“隔牆有耳”。不過，古代是靠人耳竊聽，目標容易暴露，而且竊聽的距離也很有限。
中國的“末代皇後”婉容失寵，被打入冷宮之後，受到嚴密的監視，包括被竊聽。在婉容身邊侍奉的周君適，曾寫下當時的真實情景：
“博儀的妹妹二格格韞和，還有一個姓劉的太監和崔小姐，都是溥儀派來監視婉容的。婉容會見宗室內眷，或陳曾壽進見時，二格格經常躲在屏門後或窗外竊聽。婉容的一言一行，隨時通過這個‘尖嘴麼姑’報告給溥儀知道。婉容左右的人，包括陳曾壽在內，提起‘二格格’，莫不恨之入骨。陳曾壽的長女邦巽、次女邦荃、兒媳毓倩文（親王的後人，溥儀的侄女）經常入內廷陪伴婉容，陳曾壽再三叮囑兩個女兒、兒媳對婉容講話要特別慎重，以防‘二格格’竊聽，在溥儀麵前搬弄是非。有一次，邦荃進見，婉容凝目不語，但以手指書空作‘宮中黑暗’四字。”
現代竊聽技術，隨著無線電科學的誕生而發展起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雙方便互相用竊聽器竊聽對方的機密談話。現在，竊聽器在國外已經非常盛行，成為竊取情報的重要手段。據美國記者透露，在197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就曾竊聽了5萬人的電話，竊聽的次數達50萬次，實際竊聽電話的次數遠不止於此。據法國官方估計，1976年在法國各地，大約有30萬隻竊聽器在工作。
竊聽裝置，一般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微型發射機，也就是竊聽器；另一部分是接收機，用於收聽。微型發射機把竊聽到的聲音，用高頻無線電波發射出去。它的作用類似於電台。接收機的作用則類似於收音機，收聽微型發射機發來的訊號。
隨著無線電技術的發展，竊聽器越造越小，實現了微型化，更便於隱蔽、偽裝。小巧的竊聽器，有的隱藏在鋼筆、手表、打火機、戒指裏，有的“化裝”成紐扣、圖釘。前蘇聯克格勃間諜曾把竊聽器悄悄裝在美國駐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使的鞋跟裏。不久前，美國甚至製成一種超微型竊聽器，可以藏匿在藥丸裏，在人肚裏竊聽！
美國還發明一種代號叫“圖1-1”的竊聽器。圖1-1本是一種軟件動物，用腹足牢牢地吸附在海邊的岩礁上。“圖1-1”也具有粘性，可以用汽槍發射，悄然粘附在牆壁上，幹著竊聽的勾當。
有竊聽，就有反竊聽。在一些重要的機密部門，經常要請電子專家帶著儀器來檢查，查出那些正發出無線電波的竊聽器。有趣的是，有時電子專家剛剛清查了一批竊聽器，誰知就在電子專家走後不久，又被悄悄裝上了新的竊聽器。
法國情報處處長的自白
法國第七情報處處長勒霍瓦·芬維爾少校，是一位“竊聽專家”。他曾公開出版回憶錄，坦率地講述了1964年在法國嘉納舉行“肯尼迪回合”夏季會議時，他怎樣策劃對美國副國務卿喬治·鮑爾進行竊聽以及竊取情報的。他的回憶錄寫得頗為翔實、精彩，下麵摘錄一段原文：
“我選擇了第七處最優秀的成員雅克·凡安去執行這次不同尋常的任務。雅克來到嘉納進行現場偵察，住進為美國代表、副國務卿喬治·鮑爾準備的房間裏。他在這個房間裏整整待了兩天。他對哪塊地板發出聲音，哪扇櫥門‘吱吱’作響都一一作了記錄，並把聲音的頻率也都記了下來。他複製了所有的鑰匙，並選定了安裝竊聽器的位置。”
“一般我們總是把竊聽器巧妙地安裝在窗簾拉杆的一端，然後用厚實的牆布把它蓋住，使探測儀分辨不出是竊聽器還是金屬掛鉤。為小心起見，竊聽器隻在美國副國務卿抵達嘉納，在他們的保衛人員檢查了房間之後才被秘密安裝。這種定向竊聽器是我們情報研究所自己設計製造的，安裝時它麵對開花板。發射波就直接被樓上工作房裏的情報人員接收下來。”
“我們安放竊聽器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偷聽鮑爾的私人談話，因為他在電話裏是不會談論重要事情的。我們隻是要摸清他的作息時間，掌握他在什麼時候、多長時間不在房間裏，那樣我們就可以潛入他的房內進行秘密搜查。有些文件直接就可以用米諾克斯照相機在房間裏拍攝，也有一些必須偷偷地帶出房間，拿到秘密情報站進行微縮攝影，然後在國務卿返回房間之前放回原處。”
“通常，為配合這類行動，我們有一個設在一輛被偽裝成白色洗染車的流動情報站。但是這一次，我必須配備最優越的條件來保證行動的順利進行。我決定利用旅館的一個房間來作為臨時情報站。在那裏，我們必須盡快地把膠卷衝洗出來，以便當場檢驗底片是否合乎理想，是否需要重拍，然後把照片翻印出來，以最快的速度送往巴黎。”
“我們的行動小組，包括技術人員在內共有15人左右。都住在上麵一層樓。一套房間用來作為監聽中心站，一位精通各國語言的諜報員守候在竊聽器的擴音器旁。”
“在美國副國務卿喬治·鮑爾到達前的24小時，美國保安人員仔細地檢查了他的房間。等他們檢查完畢，離開房子，一個化裝成服務員的情報人員走進屋裏在窗簾的拉杆上安放了微型定向竊聽器。”
“第一天晚上，鮑爾在一群保鏢的簇擁下去參加開幕宴會。其他國家的部長們，也一個接一個相繼離開了他們的房間，在保安人員的護送下走出了飯店。我感到欣慰的是沒有一個國家認為有必要留人在旅館值班，他們以為把房門關牢、鎖上就行了。這樣，當代表們離房去參加‘肯尼迪回合’的漫長會議時，當他們在夜晚去海灘散步、品嚐野味或去市長宅邸做客時，我們就潛入他們的房間進行秘密活動，直到守候在門外的偵察人員發出信號說代表們已踏上回來的路程，我們馬上離開房間，鎖好門回到自己的工作房間。”
“雅克是專門負責鮑爾的房間的。雅克發覺粗枝大葉的美國人把信件都任意攤在桌子上。他又在房間角落裏看到一個上了鎖的文件包。開鎖對他來說是不存在什麼問題的，當他打開包一看，裏麵裝著各類文件以及華盛頓拍給鮑爾的電報譯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迭厚厚的稿件。20分鍾以後，他離開了房間，把膠卷迅速交到樓上的情報站。不到一個小時，文件被衝洗放大出來，我檢查了文件是否清晰，是否需要重拍，然後將原件送往巴黎，送到戴高樂將軍那裏……”
“開始，固執的戴高樂將軍隻認為自己已經把歐洲人全部聯合起來了，對任何動搖這個信念的消息，他都不相信。不過，當他聽了我的彙報，知道這份情報來自美國副國務卿鮑爾那裏，就再也不能有絲毫的懷疑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戴高樂將軍急急忙忙趕往嘉納，參加會議……”
法國情報處處長的這一段自白，清楚地說明了他們如何進行竊聽，竊取機要情報，以至改變了法國首腦對重要國際問題的決策。他們的竊聽手段，要比當年清末的“二格格”韞和不知要高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