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改革卻絕非僅僅就此而已。
地方政府的地位雖然尷尬，但是日子並非最難過的。缺錢了，中央可以找地方想辦法。同樣，地方也可以繼續找自己的下級想辦法。至於地方弄錢的法子，可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啦。
90年代初，瓜子的表姐得到一個“好消息”，隻要繳納一定數額的費用，就能夠從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於是，在幾乎掏空了舅舅的腰包後，表姐獲得了城市戶口。隨後，她發現，上萬元換來的戶口背後，根本沒有傳說中必然的工作機會和鄉下人沒有的福利保障。
事情的原因很簡單：在一波一波的、此起彼伏的、大規模的“賣城市戶口”的同時，就是“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和前文提到過的國家財政稅收體製改革——大批原有的國企職工，伴隨著“隻不過是從頭再來”的歌聲，尚且要下崗自謀出路，原有福利待遇統統撤銷——哪
裏有工作提供給這批新的城市戶口持有者？
2002年，瓜子那80多歲的奶奶終於忍不住憤怒，從村裏走了數裏路，趕到鎮上，指著鎮領導的鼻子大罵他們是敗家子，因為村裏的集體財產都被村委會拾掇拾掇賣掉了。抗戰期間，瓜子的奶奶就是婦救會長，屬於本縣僅存的兩名新中國成立前入黨的老黨員之一。她雖然隻是個農村老太太，並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卻也勉強算得是個開國功臣。所以罵人之後，並沒有人為難她。領導們耐心聽她罵完，等她罵累了，失去繼續罵人的欲望之後，用鎮政府的小車客客氣氣地把她送回家——轉身繼續賣村裏的集體財產。
當年聽到這件事情，瓜子唯一的感受即是奶奶老當益壯、豪氣衝天的氣勢，因而很是佩服。然而，在今天，我們感受更多的，卻是鎮領導的無奈——僅僅教育經費就讓他們不堪重負 a，別說還有其他眾多需要支出的項目了。沒有錢，又有一堆任務必須完成，他們還能有什麼選擇？
a 參見《參考消息》2010年11月23日第8版文章：《地方政府巨額債務醞釀風險》。文中提到“最底下的縣與鄉二級政府要承擔65％到75％的義務教育經費”。而義務教育經費，隻是眾多財政負擔中的一個而已。
這個舉措，很明顯是當時的地方政府為了舒解財政困局，病急亂投醫而出的下策。除此之外，打“白條”、亂攤派、集資、亂收費等，也是經常出現在報紙上。
所有這些怪現狀的背景，都是地方財政的極度緊張：越是基層，財政的緊張狀況越是嚴重。瓜子所在的小縣城和老家所在的鄉鎮，算是中國政權體係的末梢了，所以財政狀況最差，他們手中的資源也最少，所以能夠使出的高招，也不過就是出賣縣城戶口和變賣集體財產了。
有了困難，中央可以找省級政府商量；省級政府可以跟市級政府商量；市級政府可以跟縣級政府博弈；縣級政府可以找鄉鎮商量，還可以賣戶口；鄉鎮政府可以賣集體財產，還可以集資。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事情就完全兩樣了。原因很簡單，他們，作為最基層的經濟單位，找誰博 弈去？隻好自己博弈自己：丈夫打老婆，老婆罵孩子，孩子哇哇叫！基於此，他們是那個大家都感到尷尬的年代中“最尷尬的人”，改革的成本和痛苦之最大部分，必然由他們來承擔。
在當時的改革措施裏麵，最有魄力的，莫過於當日的國企改製。所有的國有企業之中，對於大企業和重點企業，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對於中小企業，則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給私人資本去經營）。而對於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國企工人下崗，對其工齡以少量資金實行“買斷”，從而推向社會，令其自謀職業和出路——這是“尷尬年代中最尷尬的人”所承擔的重擔和成本，但是這絕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終點。
然而，當家人的動作，引發了一個個意想不到的效應。這些效應一環扣一環，而到了最後，竟然溢出中國，波及全球，最終引發全球產業經濟版圖的全麵改寫！
這，卻是當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第一個效應，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從此淡出曆史舞台，他們的位置，漸漸由農民出身的打工者（農民工）代替。這些農民工吃苦耐勞，能夠接受最低的待遇：他們不需住房，隻需暫時租住一個條件最簡陋的住處，因為他們在老家有住房；他們不需養老金，因為按照慣例，他們年老之時，將會回歸故土和農村；他們不需工傷保險，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不知道自己應當享受這一權益——自然，也不會有人願意告訴他們；他們不需醫療保障，因為他們生病了就會被踢出工廠；他們不需要為子女準備昂貴的城市教育費用，因為他們的子女在農村的學校裏麵湊合——雖然教學質量不咋的，但是花費少。
總而言之，他們在家鄉的土地，可以為他們提供微薄但實實在在的最後保障，使得他們可以接受城市原有產業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極低，低到無法再低。
第二個效應，是作為第一個效應的結果而產生的，是中國企業的負擔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農民工的企業，除了每月幾百元的工資之外，它們不必再為員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這點，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成本優勢。
這一“優點”是如此突出，從而將企業的人工成本壓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資者都眼熱、眼紅的地步。形勢已經如此明顯：一旦阻礙全球投資者進入中國的藩籬被打開（這一點，需要美國人說話），他們就會蜂擁而入，來享受著全球最大的盛宴。
然而，這一幕（全球資本蜂擁而入，搶食這一大餐、盛宴），在整個90年代並未出現，其原因就在於，我們所說的那個前提條件——“阻礙全球投資者進入中國的藩籬被打開”並沒有實現。
性格堅毅的當家人快刀斬亂麻，為了爭取中國經濟在全球的發展空間，在國內改革的同時，對人民幣彙率也施下雷霆手段——人民幣一次性貶值33%。
關於這次彙率改革，《激蕩三十年》中，是這樣說的：
從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兌美元的彙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彙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著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
一點都沒錯，德國《商報》一語中的——三年之後的1997年，正在緩步，但是步伐堅定地走向產業空心化，因而漸漸走向下坡路的亞洲的“小龍”、“小虎”們，被索羅斯們一擊成功，進而陷入了全麵困境。實際上，它們早晚會如榮國府一般轟然倒下，索羅斯們隻是加速了這一過程。這，才是符合唯物主義的看法。
隻是，先知般的德國人沒有注意到釜底抽薪的另外一個因素——除了彙率急劇下調，使得中國勞動力價格忽然大幅降低之外，中國國內的國企改革，也導致中國勞動力價格極度降低。
於是，第三個效應——以中國勞動力價格大跌，亦即第二個效應為背景（當然不是唯一的背景），全球製造業開始向中國轉移，開始是低端製造業，接著是中端製造業，最後慢慢地，高端製造業也在向中國轉移。
順理成章地，我們立刻就能推測出來：作為當時全球低端製造業的中心，產業外流，首先發生在“小龍”、“小虎”們身上，很快，它們就陷入產業空心化的境地。
從這個角度來看，“小龍”、“小虎”們在三年之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遭遇，僅僅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激烈而另類的表現而已——用哲學上的話來講，這叫作“必然中的偶然”：衰落是必然，但是衰落的過程表現得如此激烈乃至於慘烈，就隻能用“偶然”來解釋了。
“小龍”、“小虎”們，作為產業逐漸轉移出去而陷入空心化的經濟體集團，依照曆史規律，一定會陷入全麵衰落之中。其時，怨婦般的情感慢慢會成長起來，在這一情感的作用下，它們必然不會去反思自身競爭力下降這一根本原因，反而一定會歸罪於產業轉移的受益者。
然而，這一切根本沒有發生——真是要感謝索羅斯啊，他老人家成功地將東南亞各國怨婦般的感情全部接下，成功地將東南亞人民的怨恨吸引到了自己、猶太人、美國乃至於整個西方身上，從而掩護了全麵承受東南亞產業轉移的真正的受益者：China。
作為這一現象之絕對有力的證據的是，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馬哈蒂爾，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張著大嘴追著索羅斯不放，恨不得咬下他一塊肉兒來解恨。
而另一方麵，整個東南亞都對中國在危機期間能穩住人民幣彙率，寧可承受較大出口損失也堅決不貶值，從而避免讓東南亞經濟陷入更加悲慘的境地，而對中國感恩戴德——2010年，東南亞領導人還在國際會議上對歐洲人說，當時“中國人救了我們”。
索羅斯！
瓜子的眼睛濕潤了，蒼天哪，大地呀！有誰懂得索羅斯他老人家的心——他犧牲了自己，照耀了中華！他在美、歐、日虎視眈眈、中華民族經濟蕭條的危急時刻，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掩護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繼而利用全球化推動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戰略。他在帝國主義加於中國之壓力最大的時刻，擋住了一切攻擊，把世界人民的焦點轉移到了自己和華爾街金融大鱷身上，從而令千載難逢的產業轉移的機會穩穩地、悄無聲息地落在了中國人民的手中！
天佑中華！瓜子的心沸騰了！隻是在當時，沒有一個人體會到老人家的苦心。因為，這個“產業轉移”的效應，也僅僅是剛剛冒出個苗頭來。這一趨勢，在1997年索羅斯奮然攻擊東南亞金融係統之時，也僅僅如冰封大河之下的涓涓細流，完全沒有顯現出來。甚至，在老人家攻擊得手、吃飽喝足、點著數十億美元的鈔票、滿意地撫著肚皮、愜意地剔著牙縫離開東南亞時，也並未成為大規模的潮流。
所以，若是站在當時（分稅製改革和人民幣彙率大幅下調的1994年，以及國企改革的同期，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前）的時間點上，人們看到的，隻會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東南亞，而非一個麵臨無底深淵的東南亞。
原因很簡單：我們此前提到過，此時，日本資金和全球其他資金（當然包括索大爺的金融軍團）正在爆炒東南亞房地產，從而令東南亞各國不顯衰退之相，反而表現出一片烈火烹油般的繁榮——自然，這繁榮，首先表現為價格節節攀高、普通人永遠也買不起的房子。
而此時，德國《商報》所做出的預測是如此超前——過了十餘年，人們才看到它變成現實和不可阻擋的潮流——簡直到了讓人笑話其異想天開、癡心妄想的地步。而之所以如此，也是基於一個事實，那個“阻礙全球投資者進入中國的藩籬被打開”這一條件並未出現。
所以，這裏所提到的三個效應，隻是 “事後諸葛亮”式的小聰明，充其量隻能算是“馬後炮”，當時瓜子若是提出這個大趨勢，必然會被人嘲笑。
藩籬被打開了……
瓜子被人嘲笑是理所應當。
縱觀整個20世紀90年代，世界被一個一個的金融危機反複折騰：阿根廷倒下了；巴西早就倒下了；墨西哥滿身泥水在地上打滾；蘇聯解體了，而俄羅斯也被折騰得隻剩半條命；歐洲人的歐元剛剛露頭就被打殘；日本人的“雁陣”模式徹底被打散，日本人自己也倒在地上，隻剩下喘氣的份兒；組成“雁陣”的大小成員，全部躺倒在地，血流不止……
一句話，對全世界來說，90年代是個“窮折騰，越折騰越窮”的年代，整個世界，陷入了深深的通貨緊縮之中。
當時的金價可以作為當日通貨緊縮的一個側麵反映：1999年，跌到了每盎司300美元以下，最低降至250美元一線——直至2002年才重上300美元。在黃金第一生產國南非，黃金生產商們發現，賣出黃金的所得，竟然抵不上生產黃金的成本，於是被迫關閉金礦，停止生產。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全球所有國家的資金都被抽離，那資金，正在源源不斷地朝著一個方向而去——美國。
我們已經知道，那個“low risk+high return”規律，決定了資本厭惡風險的本性，這個本性使得全球所有陷入動蕩和危機的國家和地區，都必然成為資本遠離的領域。於是，全球資本奔著唯一的安全港和“明燈”而去——而這“明燈”，就是全球一切動蕩和危機的幕後黑手。
隻有它才在這一係列的折騰中獲益巨大：先是圈了全世界一切國家的錢（並且因此製造了遍及全球的通貨緊縮），接著，又用圈來的錢為後盾，全力發展了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從而為未來全麵淩駕於所有競爭對手之上而打好了基礎。
而作為這遍及全球的通貨緊縮的幾個小小的注解的，則是賣一塊錢6斤黃瓜的郊區農民；是那個兜裏沒有幾個錢卻能每日嗑著海瓜子、喝著啤酒的瓜子；是身陷“白條”陷阱，被迫關掉工廠，繼續回鄉下土裏刨食的老嶽父；以及2000元一平方都賣不出去的商品房——現在它們的價錢升高了十倍以上，而且供不應求。
此時，全球的資本、技術、人才、信息，若是流動，也僅僅有一個方向可以去，也僅僅隻有一個目的地可以去。所以，上節中提到的那個全球資本驅使下，全球產業轉移到中國的勢頭，在當時的情況下並未發生，也根本不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