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說法，成了那個時代科幻小說的基本原則，影響了一代科幻作家的創作，並且把從凡爾納和威爾斯分出流派的科幻小說重新統一起來。律師出身的凡爾納，醉心於寫作，是他發現了新技術奇跡般的力量，並造就了一批冒險科幻小說的熱心讀者。他那些奇異的旅行，不論是從地麵抵達海底世界，還是乘炮彈上到月球，還是用當時不可思議的速度環遊地球，那些奇異的想象中的旅行都建立在工程技術發展的可能性之上。所以，當威爾斯的名字在科幻迷眼中如日中天的時候，晚年的凡爾納對那些把威爾斯稱為“英國的儒勒·凡爾納”的人很不高興，他認為，威爾斯的作品並非建立在硬科學的基礎之上，凡爾納說：“我利用物理學，而威爾斯則憑空虛構。”
威爾斯出身於科學世家，自然對凡爾納的指責感到反感。應該說，他更正確地指出了自己與凡爾納這位科幻老前輩的異同。他說，如果凡爾納更關心怎樣把一個人送上月球，那麼，他更關心一個人到達月球後會發生些什麼樣的事情。他明確地說：“我的作品，是在另一個不同的領域裏展開想象的結果。”
坎貝爾在成為《驚奇故事》主編前的作品，被一些作家與評論家認為是標準的凡爾納式的作品，但他在編輯工作中，並沒有墨守凡爾納的創作法則，他容許並鼓勵對非科學進行推斷，使之成為未來科學，以致他對科幻小說的看法更接近於威爾斯的看法。他說：“對幻想小說的作者而言，他必須與讀者玩好這個遊戲，他必須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感到那些不可能的假設似乎非常熟悉，他必須引導讀者保持這種幻覺，從而使故事發展下去。”
一個人有自己的看法，這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重要的是要讓更多的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坎貝爾便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並發掘出一大批成功的作家，並和這些作家一起，在統一認識的前提下，促進了科幻小說的繁榮。或者說，是坎貝爾與這些作家們一起，就如何發展未來、認識未來達成了一致的認識。海因萊因無疑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位。
他曾經說，大部分人過一天算一天，就是有計劃，也是一個相當短的時間段。他說，科幻迷和其他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的思考範圍更大。科幻小說就是試圖從過去和現在勾畫出將來的世界。在海因萊因和阿西莫夫們的筆下，未來的曆史包括人類征服空間、殖民月球和其他星球，接下來便是人類進化或生產出各種新的生命形態與發展各種類型的社會。坎貝爾式的作家群與科學家一樣，大體上講來都對未來抱一種樂觀的態度。
這種看法，其實也和一個時代的整個社會思潮相關。某種文學流派與思潮的興盛與衰落，除了文學自身一些規律性的因素外，外部世界的社會思潮，也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海因萊因作為一代科幻小說大師級的人物，作為一個達爾文理論的信奉者，應該算得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是，他在軍隊服役時期的失意情緒，美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都對他形成了極其重大的影響。所以，很多時候，他又是一個略帶悲劇色彩的樂觀主義者。而他不正確地把希望寄托於強權人物身上，所以，他一度對法西斯主義比較崇仰，也自有其深層的原因了。他認為，在危機時代，需要頭腦冷靜、強力決斷的人物出來代表人類、領導人類采取必要的行動。所以，他的小說世界總處於危機之中，而這個危機之中的環境與強有力的人物似乎總對弱小者有些冷酷無情。從寫作手法上講，海因萊因用自然主義的方式演繹幻想，他講述一個幻想故事，就如一切都正在眼前、在當下發生一樣。坎貝爾在論述海因萊因創作的時候，就說他有十傑出的寫作技巧，能充分地展現背景與細節，而不影響故事的進展。當然，在他寫作的後期，這種情形有了很大的變化，他開始在小說中越來越多地用思想性的議論取代對讀者更有吸引力的敘述。
但這種情形在《斯通太空家族》裏並沒有出現。
這部太空探險小說寫得非常流暢。用一個家庭來組建一個非常規的太空探險隊，本身也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這部小說的明白曉暢已經達到不需任何指南的程度，它的故事航向可比斯通一家的太空之旅還要清晰明了，但這並不是說，這部小說就注定會成為一部沒有回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