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有個叫孟德爾的修道院院長，在宗教修習之外，還特別地勤於農事，並且進行了許多異想天開甚至是與其信奉的教義相悖的試驗。就在這個修道院的菜園子裏，有種植物因此獲得了特別的名聲，這種植物便是十分尋常的豌豆。也許是豌豆這種尋常植株的花朵特別的美麗吧，孟德爾在修道院寂靜的園子裏竟然栽種了幾十種豌豆，把那個園子變成了一個豌豆花園。然後，孟德爾又把紅色花的豌豆與白色花的豌豆進行雜交，他要看看這樣做會開出些什麼樣的花朵。結果，他發現了一些有趣難解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是有規律的。他把深藏在其中的造成這種規律現象的因素命名為“基因”。就是這樣，探索生命遺傳秘密的科學就從孟德爾的修道院裏發源了——時間是1866年。
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生命內部所隱藏的遺傳秘密已經被科學家一一解讀。人類一步步前進，在倍數越來越高的顯微鏡下，生命內部的秘密被更多地發現。21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人類基因組圖譜在多國科學家的合作努力下，被全麵破譯。從純技術的觀點出發，這種進步，無疑是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我們從科學界，從媒體上聽到一片歡呼之聲。
這個前景就是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我們的生活方式將發生比過去上千年還要深刻的變化：我們的溫飽將不再依賴於農民與土地，食品與衣物將由基因工廠來提供；基因複製可以取代傳統的生殖，一個緩慢老去的人將看到一個自己的複本健康成長；人在胚胎期時，很多基因缺陷將得到修複，以避免許多遺傳性疾病，甚至通過這個修複，提高其智力、體格與性格方麵的素質。一個人捧讀自己的遺傳密碼就像是看一本菜譜。
有一位科學家對基因時代的特征概括得十分精到。他說：“過去我們認為自己的命運存在於自己的星座中。現在我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命運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中。”是的，純粹從生命科學的角度看，一個人的麵貌、健康、性格、智慧直至壽命的秘密都全部藏匿在基因那神秘的一組組密碼中間。
但是，也有人會在一片歡呼中顯得有些憂心忡忡，並發出一些冷靜的聲音。其中有個叫傑裏米·裏夫金的。他說：“生物技術世紀很像是浮士德與魔鬼簽訂的協議。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光明的、充滿希望的、日新月異的未來。但是，每當我們向這個勇敢的新世界邁進一步，我們會為此付出什麼代價，這個惱人的問題就會警告我們一次。”
有必要提醒讀者不要誤會，傑裏米·裏夫金並不是一個技術保守主義者。他在二十多年前便與人合著《誰應扮演上帝？》一書。那時，生物工程還是一門新興的技術，他便在那本書裏展望了生物工程技術可能給人類帶來的福音。他與合作者霍華德甚至準確地預言，許多遺傳技術將在21世紀到來前試驗成功。這其中包括了基因物種、試管嬰兒、租用子宮代孕、人體器官製作與人體基因手術等。我們不能不說，這種展望是科學而樂觀的。但是，作者又進一步指出，這種上帝似的創造也潛伏著一些風險，特別是道德上的風險：比如在身體檢查中將增加對遺傳病的檢測，由此會導致遺傳歧視；藥品、化學和生物技術公司對地球基因庫的開發，而我們卻無法預測這些遺傳工程改造過的生物體是否會給我們帶來長遠的毀滅性威脅。
在今天，生物技術上的任何一點進步，總會在媒體上激起一片歡呼之聲。一些看起來有些悲觀的聲音，卻容易被深深地掩藏起來。
比如在原子能的開發上，很多早期的積極倡導者，都成了和平主義者。費米和西拉德，在愛因斯坦的促成和幫助下，得到美國政府支持，製造出了第一顆原子彈，但他們後來都成了破壞力更大的氫彈實驗的反對者。費米就曾經滿懷憂慮地說，氫彈“就其實際效果而言，幾乎是一種種族滅絕的武器”。同樣，蘇聯的氫彈之父薩哈羅夫，最後也成了一個和平主義者。他們覺悟了，都成了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積極倡導者，但是，我們假設，這些科學天才，他們的覺悟如果更早一些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呢？從曆史的經驗看，當任何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帶來生產方式的進步時，我們總是以樂觀的情懷大聲歡呼的。雖然，之前也有人提醒我們，任何一種技術都是一柄雙刃劍，但真正的覺悟總是要在產生了惡果之後。石油在風馳電掣的汽車發動機中燃燒，引擎在歌唱，但空氣被汙染；空調使人們永遠享受適宜的溫度，冰箱使容易腐敗的食物保鮮，但那一點點冷卻劑卻使臭氧層——防止我們受到宇宙射線傷害的保護罩受到嚴重的破壞。現在，生物技術更是與人類的生活密切相關。麵積有限的地球上，人越來越多，種植食物的土地越來越少。所以，我們是需要不用土地就能生產食品的基因工程的。人類許多尚未克服的疾病，到了基因的秘密真正揭開的那一天，就可以克服。這對於渴望長壽並擺脫疾病痛苦的人來說，更是一種特別的誘惑。更重要的是，這個社會有絕大多數人對於科學技術的進步總是抱著歡迎態度的。更重要的是，人類在過去的曆史經驗中，特別是20世紀這個科學大躍進的進程中，在充分享受社會的繁榮進步外，也產生了相當的負麵的作用。所以，今天，當科學的地平線上出現新的可能時，人們在評估其正麵意義的同時，總會有人對其可能帶來的負麵效應進行深入的思考，為其可能帶來的技術風險、倫理風險感到憂慮。
因為，當一種新技術麵世時，技術樂觀主義者們的思想角度總是純技術意義或者是純經濟意義的。而真正的全麵考慮，應該是以人類曆史為坐標點，進一步做出社會結構的、道德倫理的評判。一位生物技術的研究者就曾經說過，在生物技術這一學科正預示著眾多可能性的，並進入實施階段的時候，“我就希望我們能從物理學和化學在19至20世紀的兩次科學革命中吸取教訓。那兩次科學革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利，也帶來了同樣嚴重的問題。假設在正式啟動那兩次科學革命之前，當時的人們能夠對它們的潛在利害進行一場周詳的麵對公眾的辯論的話，那麼我們今天，更重要的是我們子孫後代，就不至於陷入那兩場科學革命所引發的日益嚴重的環境、社會和經濟困境之中了”。
而在今天，我們所麵臨的遺傳學所引發的生物科學革命，遠遠超過人類曆史上任何技術革命給人們帶來的困惑。當基因圖譜完全破譯，人類可以自由地重新編製生命遺傳密碼時，是否就終止了生命曆經幾十億年的進化過程？就像我們並不十分清楚幾十億年生命進化史上的眾多細節與一些關鍵環節，我們更不清楚這樣做最終會在整個生物界產生怎樣的後果。因為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存在都是互相依存、互為因果的。換句話說，在卡爾·薩根所稱的宇宙間這個叫作地球的“暗淡藍點”上，生物鏈上某一個環節的超常膨脹，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別的生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