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日記之二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2），談談閑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3）（ＢｏｒｉｓＰｉｌｉｎｉａｋ）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卻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4），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5）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隻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跡。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著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6）（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ａeｎ～ｅｚ），中國也早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7）。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8）（Ｓｋｉｔａｌｅｚ），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卻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為著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9）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卻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ＩｖａｎａｎｄＭａｒｉａ》），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於《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裏培進司基（Ｕ．Ｌｉｂｅｄｉｎｓｋｙ），日本卻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周間》（10）。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為祖師，我們的文人卻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11）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為"頻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曆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麵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造，所以他決沒有希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活著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12）（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ｌｏｃｋ）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托羅茲基（13）（Ｔｒｏｔｓｋｙ）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著，開拓著自己的生活，唱著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隻掛著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14）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隻得將寶藏著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15）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吃得很徹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16）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隻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吃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於因此逡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卻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吃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