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敬，“至於與人交際之道，則以‘敬’字為主”。其次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
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然後是渾，“惟忘機可以消眾機”。人際交往中凡事不可過於計較，分得太清楚。最後，則要做到“不嫉妒”。曾國藩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以至於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為遺囑，囑咐後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順利，正是建立在曾國藩的深厚修養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貫注於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這一段功夫。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當然，一個人要成為“內方外圓”的“聖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雖然經過了艱苦的自我砥礪，但是從北京剛剛來到地方官場，曾國藩的棱角仍然顯得過於分明，處事仍然過於方剛和理想主義，對地方官場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汙濁一時難以適應。在江西數年與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場體製的原因，也有性格和處事方式的原因。
從鹹豐七年二月到鹹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時間。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間刻苦自修之外，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生命關節點。極為好勝的曾國藩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敗的原因。他意識到，辦事風格手段過於生硬，是他處處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經過一年多的鄉居，曾國藩如同變了個人。他斬關奪隘，沒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領大長。行動做事，由原來的方正，一變而為圓通。他的人際交往能力，從此大大提高。這首先就體現在曾左關係當中。
左宗棠與曾國藩雖然關係僵了，但是和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的關係一直不錯，與曾國藩斷絕音信之後，與曾國荃卻音書不絕。這是曾左關係中一個有點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實也理有當然。左宗棠與曾國荃性格相投，他們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辦事直來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國藩的磨磨嘰嘰，瞻前顧後。他們命運也有共同之處，都是科舉不中，以軍功升遷，彼此同病相憐。
更加上曾國荃從戎之初得到過左宗棠的用心指點，對左宗棠的才能十分欽佩，在資曆功業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對左氏的聲威名望從不曾構成威脅，左宗棠一直從容地保持著居高臨下之勢，所以兩個人終生關係不錯。
曾國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卻不想因自己而影響弟弟與左宗棠的關係，因此特意給弟弟寫信說：“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曾國荃本來夾在兄長和朋友當中，不知如何是好，這下知道了兄長的態度。在與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時，他還想方設法調和二人關係，勸哥哥先給左宗棠寫封信。
這恰恰和曾國藩想到了一處。在曾國藩居鄉時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對與左宗棠關係的反思。經過反複思考，曾國藩認為，從恕道待人的角度出發，他應該寬恕左氏的這一舉動。畢竟在他心中，洶洶天下，除己之外，隻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傑。要拯救天下，離不了與這兩個人的通力合作。後來的鹹豐九年正月初一，曾國藩在家書中曾這樣評價：“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之、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可見他對左宗棠的一貫重視與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勸解下，他開始努力恢複與左的關係。
然而，被人指著最痛處罵了一頓之後，還要主動修好，邁出這一步不是那麼容易的。鹹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與弟弟信中寫道：“弟勸我與左季高通書問，此次暫未暇作，準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寫道：“季高處此次匆遽，尚未作書，下次決不食言。”可見這封信寫得多麼不容易。四月初九，這封複交信終於寫成，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弟前請兄與季高通信，茲寫一信，弟試觀之尚可用否？可用則便中寄省，不可用則下次再寫寄可也。”曾國藩既然伸出的橄欖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寫得相當熱烈：沅浦遞到手書，敬悉近狀之詳，喜慰無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絕我也，且思且悲，且負氣以相待。竊念頻年，搶擾拮據，刻鮮歡悰，每遇憂思鬱結之時，酬接之間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紙書之，略無擬議。旋覺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詞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則年過而德不進之徵也。來書雲晰義末熟，翻成氣矜，我之謂矣……尊恙聞服衛生丸頗效，然否？若然，則非僅血虛可知。如須此者，當為覓之。弟小兄一歲，近亦頹然，可憎厭也。近代草籌餉一疏上，乞教之。仁先時有書來，言都下事，多令人憂者，不敢尋覽。先此略複，餘俟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