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者，忠於國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堅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環境而稍稍折損自己的鋒芒。左宗棠這樣說，也真的這樣做到了。他堅信，自己的剛直忠介，既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諸於朋友同事之中而不違。他的風格一開始可能很難為人所接受，但時間長了，大家必然會理解他原諒他，而當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風格之後，那些複雜的事就變簡單了，沒有了那麼多虛偽做作的環節，交往效率和辦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這就是他的“以直勝曲”論，與曾國藩的“以拙勝巧”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為人靈活，善於交往，長於運用權術，他卻說：“潤之喜任術，善牢籠，吾向謂其不及我者以此。”這種性格無疑有著極富魅力的一麵，特別是在晚清的官場，實在太需要上天偶爾刮起的這股清勁之風，一掃百餘年頹風穢氣。
但是，凡事過猶不及。任何一個優點前進一步，就立刻成為缺點。左宗棠的優點在於他的清澈單純，而缺點也在於他清澈單純。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潛藏著“自我中心”、“高己卑人”的強大本能。這種本能，既能促人爭強好勝，建功立業，也能使人自矜自大，甚至嫉賢妒能。因此對於這種本能，必須如馴服烈馬一樣，施以一番陶冶磨煉之功，得其益而去其害，才能最終成為大賢大能。而左宗棠為人，卻善於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國藩比起來，他的自省功夫無疑相差太遠，對於心中的自大自矜，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內心深處的“忮求之意”直接呈現出來。他一生的兩大愛好，好聽過頭恭維和愛酷評他人，都根源於此。他一生從來不會拒絕別人的任何一句恭維，也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挑別人毛病的機會。特別是一遇到那些才力與自己相當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變成一隻好鬥的公雞，總是抑製不住自己的攻擊傾向，開口即罵，專揭其短，無所不至。這在他後來與李鴻章、郭嵩燾的關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從大公角度看，曾國藩抽身退步，確實有損清軍戰鬥力。對曾國藩委軍歸家之舉，刻刻以天下為念的左宗棠確實極為不滿。左宗棠在給曾國藩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介紹自己寫這封信的動機：昨接滌公二十五日醴陵來函。知已戴星旋裏，此事似於義不合，蓋軍事重大，不比尋常宦遊可以自主。已詳作一函，力陳其不可。
從這個角度說，他有此一罵，也理所必然。
但是知人論世，不止有大公這一個角度。左宗棠和曾國藩畢竟是朋友。曾國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如此指責曾國藩，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設身處地。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學家認為，左宗棠這樣的多血質人格雖然具有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上並不擅長，甚至有時對敏感的人際心理因素反應遲鈍”。確實，左宗棠的表現成了心理學家這一論斷的最佳注腳。
相比左宗棠，曾國藩為人就全麵得多。
每個人的青年時代都是青澀的。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也有著高己卑人、驕傲自大的一麵。在早年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克去曾國藩身上的這個缺點。在北京的最初幾年，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說他的缺點第一個是“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青年曾國藩的脾氣之大當時毫不亞於左宗棠。因為脾氣火暴，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好幾次大架。那時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一樣，遇事隻認理不認情，“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國藩下過一段紮紮實實的克己之功，以理學為武器對自己“天賦之性”進行過深刻的反省和係統的糾正。居京十多年裏，曾國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實就是脫胎換骨，脫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換上“誠恕”之心，謙虛之道。他的胸懷日益擴展，性格日益寬厚，到與左宗棠初次會麵以前，他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凡事必爭的青年變成了一個涵養極好遇事忍讓的中年人，對朋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他總結說，對朋友，首先要誠，“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