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是十分震驚的。他以前沒聽說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歲，對當時養尊處優的階層來說，並不算長壽。他沒有想到，曾左之間的恩恩怨怨，這麼早就結束了。也許在奏折中寫上“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幾句之時，他就已經有與曾國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麵由於軍事匆忙，另一方麵，他以為時間還長。沒想到，機會永遠失去了。
坐在西北軍營之中，左宗棠回想起與曾國藩一生的林林總總，越想越覺得傷懷。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曾侯之喪，吾甚悲之。”“從前彼此爭論，……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隻有失掉了老朋友的這一刻，他才意識到他的損失是多麼巨大，他又是多麼對不住這位忠厚長者。他和曾國藩較量了一生短長，總也不服氣。但是到了這一刻，靜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時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為二人關係的最後總結。
這對心高氣傲的左宗棠來說，實在是太難得了。
如果曾左關係能以此為結局，無疑是一樁動人佳話。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在曾國藩身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後人極其照顧。曾國藩死後五年，其子曾紀鴻因家人病重，缺錢醫治。左宗棠送給他三百兩銀子，還在家書中這樣回憶曾左交誼：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常。所爭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饑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為後世法矣。
曾紀鴻因病去世前後，左宗棠在醫藥費喪葬費上又多次給予幫助。在給李勉林的信中談及此事時，左宗棠說：吾輩待其（曾國藩）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誠苦窘情狀，不覺慨然為謀藥餌之資，殯殮衣棺及還喪鄉裏之費，亦未嚐有所歧視也。
曾紀鴻貧病而死，證明了曾國藩一身清正，更增加了左宗棠對曾氏後代的垂憐之意。左宗棠任兩江總督時，委任曾國藩的女婿聶緝槼為營務處會辦，第二年，又提升為上海製造局會辦。聶氏自此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江蘇巡撫。左宗棠在推薦聶緝槼的書信中這樣論及自己的推薦與曾左友情：而閣下有以處仲芳（聶緝槼字仲芳），亦有以對文正矣。弟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相與，天下所共知。晚歲凶終隙末，亦天下所共見。然文正逝後，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親友，無異文正之生存也。
但與此同時，在曾左關係的是非曲直上麵，左宗棠並沒有停止發言。人越老年，越顧慮自己的身後名聲，所以越急於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與人交往，他幾乎都要談到曾左關係問題，每次談及，他仍然喋喋不休於證明自己在一些具體問題的正確，曾國藩的錯誤。這在曾國藩的弟子們看來，當然是“罵曾”的繼續。
曾國藩的弟子薛福成就繪聲繪色地描寫左宗棠晚年在這個問題上多麼昏聵：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挽聯雲：“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劼剛襲侯，措辭頗為懇摯。餘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
庚辰、辛巳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塗進謁者，皆雲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
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雲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曆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剌剌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尚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旰，即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尚如泉湧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已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複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複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雲。”也就是說，左宗棠由西北入京，一路上遇到所有人，話題不外兩個，一個是他在西北的設施多麼合理，另一個就是譏評已經去世的曾國藩。做了兩江總督，見到客人，所談也不過如此，喋喋不休，讓客人插不上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