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的這些記述，多小說家筆法，本不必據為信史，但也絕非空穴來風。左宗棠對與曾國藩關係的辯解，一直持續到死。光緒四年（1878）三月二十日，曾國藩死去數年，左宗棠猶致書朋友，對曾的道學功夫表示懷疑。曰：“從前金陵克複，幼逆逃去，弟曾致書文正，謂應據實陳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譏切，沅圃宮保亦以為非。此等私見，頗非自命讀書學道者所宜有。”五對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們評價議論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燾的評價雖然摻雜了很多情緒因素，不過仍然因有見地而值得一讀。對於一生至交曾國藩，郭嵩燾由親近而敬佩，最後甚至達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燾在曾氏大營中待了幾天，在日記中記下他人如何評曾：相國好諛而不廢逆耳之言，好霸氣而一準諸情理之正，是從豪傑入者。其於用人處事，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外麵似疏而思慮卻極縝密，說話似廣大不落邊際而處事卻極精細，可為苦心孤詣。嚐言李申甫能知我深處，不能知我淺處。又嚐言古人辦事不可及處，隻是運用得極輕，庖丁解牛，匠石運風，有此手段，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輕而已矣。
這哪是寫曾國藩，簡直就是在描寫活聖人，而從日記中的前後記載看，郭嵩燾對這種看法是首肯的。在另一處日記中，他這樣評價曾左二人的不同：盡古今人才，隻有狂狷兩途。吾輩守之，仕不必求進，祿不必求豐。苟得行其誌焉，斯可矣。萬鍾之祿，不以為泰；不得行其誌而退，終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筆蓐，取給一身而無所歉。左文襄公，狂者類也。知有進取而已，於資財無所校量，日費萬金不惜也，而亦不可與居貧。閑居靜處，則心不怡而氣不舒。
意思是說，左宗棠心性修養功夫遠遠不夠。隻知進取，不能靜處。而曾國藩進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聖人。郭嵩燾還認為：左帥以盛氣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餘，以語聖賢之道，殆未也。
王船山說，聖賢一定是豪傑，而豪傑不一定是聖賢。在郭嵩燾看來，曾國藩是聖賢，而左宗棠僅止於豪傑，這就是二人的根本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