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認識趙熙老師，是1983年4月24日上午8點半，在西安市春光劇場聽他授課。
那天早晨，我早早地從醫院逃出來（當時我患病住院），是第一個進入劇場的人。到了8點多一點，整個劇場已座無虛席。坐在前邊的我，性急地瞪大眼睛盯著講台上那張支著麥克風的空桌子，等待老師的出現。
在我的想象中，這位講課老師一定是個偉岸英俊、瀟灑倜儻、衣冠楚楚、有著學者風度的文人雅士。
過了不大一會兒，誰知出現在講台上的這個人，竟是位個頭不太高也不太低，麵部消瘦微黑，一臉忠厚，穿著灰不溜秋的衣裳，土裏巴唧的中年人。我心裏頓時像塞了一塊冰，一下子涼透了。想著上當了！上當了！我今天可能遇到個假冒作家。不過，我坐著沒動，想著先聽聽再說。
趙熙老師三言兩語開場白後，說：“我今天給大家講的題目是《小說漫談》。什麼叫漫談呢？”他說：“漫談就是奔著主題，隨便聊聊小說創作方麵的事。”
當時對“漫談”二字一竅不通的我，才大概理解“漫談”的含義。整整半天時間，他講的四五個大題中，包括了長長短短十幾個小題。第一個大題中的幾個小題是：
一、在順利的環境中很難寫出動人的作品。
二、有激發自己心靈的才能寫好。
三、寫東西必須真實。失去真，善就成為虛的，美就變成衣服店裏的模特。
後邊，趙熙老師引用了小草和大地、《長城魂》《嫂子》《故土》中的動人情節和例子，來說服和啟發大家。我清楚地記得，他口頭描述早春的延河：早晨有霧，靜，有白沫，流水淌在石頭上，像一群少女發出的笑聲；中午的延河，聲音嘈雜、音小，流動時發出“啪啪啪”的冰淩破裂聲；晚上的延河，流向遙遠的地方時發出陣陣回響。這回響，恰似老牛在喝水“咕嚕，咕嚕”地……
一晃十幾年過去了，這期間，我再也沒見過趙熙老師。但他講的這次課，卻給我以後學習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經過十幾年的嘔心瀝血，1994年，我的處女作――一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白雪》終於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並獲第六屆“慶鬆杯”特別獎。
1995年5月間，我們在丈八溝開長篇小說座談會時，會議進行了兩三天，要求大家發言。我來開會前，按照事先省委宣傳部、省作協寄來的發言要求及我受一些初學寫作的文學青年之托，讓我代表他們說說他們在創作前後遇到的苦衷，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體會及合理化建議。我實事求是地寫了七八張發言稿。在讓個人發言時，我這個傻瓜竟開了頭一炮。因人多會議室大，又沒麥克風，我怕大家聽不見，就提高了嗓門。發言稿內說的又是大實話，一開始就引起陣陣熱烈的掌聲和哄堂大笑。誰知念了一半，被一位臨時主持會議的老師阻止了。原因是發言稿太長。加之有北京、上海等全國各地的與會代表在場，為防備話多必失，隻好中斷我的發言。在我之後，還有某某、某某兩位老師的發言也被相繼中斷（他倆說的也是大實話）。某某老師想不通當場反駁；某某老師氣得坐到會議室的大門外撅著嘴。當時我覺得很尷尬，感到臉上發燒。直性子的我一時想不通，想著讓來開會，讓每個人發言又不讓暢所欲言。我當即寫了個進諫條子遞了上去。會後，趙熙老師來開導我，與我促膝談心。話雖不多，但和藹坦誠。雖是小事一樁，但當時對於一個自尊心很強的我，實在是莫大的安慰。
後來，幾位資曆深的作家老師暗中提醒我，說我初次參加這種大型會議，摸不著規律。還說他們由於擔心在各種會議上出現類似像我們三位這樣被中斷發言的情況，造成難堪，所以在會上極少或不發言。他們還勸我把臉放厚些，說那算個啥嘛？不讓念就不念嘛，還說以後我慢慢適應這種場合就好了。
我一聽，真後悔當時不該搶先發言。人常說：會說了想著說，不會說了搶著說。話多必失嘛。我真後悔當時為何不躲在會議室的角落裏，來個啞巴進廟――多磕頭，少說話，好好當旁聽呢？
會議期間，還有從外地不知何處趕過來的兩位熱心記者，跟著我要采訪照相，我不願張揚自己，更不願為此引起別人的反感。故勸記者去采訪在場的真正作家。我說我隻是個曆盡磨難從半路上走出來摸索著寫作，文化不高的普通人。是個“半瓶子”，沒必要淩駕於別人之上。但這兩位忠於事業又盡職的記者沒有中止，反而在開會時坐在我身邊轉動攝影機又拍了兩張才結束。弄得投來異樣的目光。我不知如何是好，情緒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