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九個叔伯兄長。大哥、二哥、四哥、五哥、我沒見過。三哥、六哥當了一輩子人民教師,我隻見過他倆兩次麵。三哥話不多。六哥隨和。八哥務農,很老實,高個子。那年七哥接我回老家時,八哥、嫂接我回他家住了幾天,待我很好。八哥也常去幫我母親幹些體力活。2000年前,他捎信想來看我,因沒處住沒讓他來。不久,八哥病故。我一想起來就深感歉意!
七哥身高體健。他原在城裏大機關當幹部,可後來他一心想教書,就改行去教學,從教師升為校長。我第一次記住七哥,是我童年的一個盛夏,七哥來我家看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那時父親早故,母親帶著她的幾個兒女日子過得很苦,七哥看我脫個光脊梁,帶我去街上布匹店撕了幾尺花布,給我做了件花衣裳。這是我第一次見七哥,以前他來看我母親時,我還在我奶媽家。
而我和九哥相識,還得從頭說起:1957年秋季一開學,我就進了代崗園藝中學。還沒上完一學期,得子橋農業科學研究所來藝中招人,當時我正在排練小話劇迎接元旦,就被招生的選上了。可我一心想讀書,我不想去。由於我家生活十分困難,班主任姚老師很善良,他看我執意不去,就對我說:“農科所是國家設立的,生活水平高。你去頭一個月就能領十八元工資,可以減輕你母親的生活重擔。”
那時,我們住校一天隻讓吃兩頓飯,每頓隻發給幾根指頭粗的蒸紅薯或紅薯稀飯。因餓,課餘時間我們常到崗坡的茅草窩裏揀被溪水或雨水泡脹的地曲蓮(陝西叫“地軟”)吃。吃的次數多了,胃疼得我躺在地鋪上直打滾。同街同校叫我“孫姑”的好心張如芳在照顧我的同時,把情況告訴了我母親。母親那時給人家打工,每天隻掙兩三毛錢供我們幾個上學(國家也免大部分學費)。母親得知情況後借錢買了麥子磨成麵,蒸了幾十個大白饅頭,擰著小腳,走了七八十裏給我送到了學校。第二天拂曉,母親臨走時千囑咐萬叮嚀:“小妞啊,這幾天你別吃紅薯了,也別揀地曲蓮吃了,就吃這饃吧。胃不疼了一定好好讀書啊……”其實,那幾十個饃,母親到達的當晚就給同宿舍的同學一人發了一個,她走時隻剩下八九個了。
母親走後,我吃了那些饃胃不疼了,開始去上課,誰知這次農科所一心要把我帶走。雖然我不情願,但聯想到母親的艱難,我隻好輟學去了農科所。
和我同去的有五個女同學,其中有我的同窗好友黃全芝,還有幾名男同學。我和全芝被編入農科所工會組織的文藝隊,兼學苗圃培育及輔助工作。
得子橋農科所的風景十分秀麗。南臨刁河,三麵是試驗田和各類果園,四季鮮花盛開美如仙境。我的長篇小說《鏡子》中羊太白、李春陽等一群青年在豐田農科所生活的場景描述,就是借用得子橋農科所的真實景地。
因為我是瞞著母親去農科所的。母親知道後,嫌我放棄了學業不爭氣,她很惱怒,三個多月沒讓我進家。
1958年夏收時,各地區機關幹部擠出一天時間支援農科所搶收割麥,中間休息時,我戴頂小傘般月白色布帽,頸上係條白毛巾,精神抖擻地打著拍子領唱一首:“高高的興安嶺――一片大森林――森林裏住著勇敢的鄂倫春……”又唱了一段:“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大家跟著唱。
中午回到所裏,大夥在大院裏花叢樹陰下吃午飯時,一個男青年端著飯碗向我走來。他一派斯文,白淨的方正臉,大眼,他笑著問我:“你這小女子,你姓啥?叫什麼名字?家在哪裏?”我告訴他後,他樂得合不攏嘴,對他身旁正在吃飯的同事說:“沒想到這一次來夏收竟認出了我的妹妹……我沒想到她這麼活躍,歌唱得那麼好聽……”我一聽感到很奇怪,歪著腦袋天真地問他:“你是誰?”他“嘿嘿”一笑,說:“傻妹子,我是你九哥,常聽老人們提起你,沒想到今天在這裏見到你。”他簡單說明了老家的情況後(我父親青年時就定居城裏,我們出生長大後因離老家遠,經濟又拮據,所以沒回過老家。七哥和九哥在老家長大,他倆進城之前我們沒見過),認真地問我為何不上學呢?才十三四歲,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我說明情況後,九哥在無奈和惋惜中沉默了良久,臉漲得彤紅。當晚,九哥回單位時,給我留下了地址,讓我有時間去找他,並說以後有時間他來看我。九哥說他才到現在的單位,幾次去看我母親,可母親下鄉去了。後來,我回家向母親講述了認識九哥的經過,我媽說:“你傻不傻,你七哥、九哥是親兄弟。你們是叔伯兄妹,因為你們小,沒回過老家,所以沒見過。”這段時間,母親帶著弟弟妹妹暫住在鄉下,所以她還不知道九哥去過農科所。此後,九哥常來看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