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九個叔伯兄長。大哥、二哥、四哥、五哥、我沒見過。三哥、六哥當了一輩子人民教師，我隻見過他倆兩次麵。三哥話不多。六哥隨和。八哥務農，很老實，高個子。那年七哥接我回老家時，八哥、嫂接我回他家住了幾天，待我很好。八哥也常去幫我母親幹些體力活。2000年前，他捎信想來看我，因沒處住沒讓他來。不久，八哥病故。我一想起來就深感歉意！
七哥身高體健。他原在城裏大機關當幹部，可後來他一心想教書，就改行去教學，從教師升為校長。我第一次記住七哥，是我童年的一個盛夏，七哥來我家看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那時父親早故，母親帶著她的幾個兒女日子過得很苦，七哥看我脫個光脊梁，帶我去街上布匹店撕了幾尺花布，給我做了件花衣裳。這是我第一次見七哥，以前他來看我母親時，我還在我奶媽家。
而我和九哥相識，還得從頭說起：1957年秋季一開學，我就進了代崗園藝中學。還沒上完一學期，得子橋農業科學研究所來藝中招人，當時我正在排練小話劇迎接元旦，就被招生的選上了。可我一心想讀書，我不想去。由於我家生活十分困難，班主任姚老師很善良，他看我執意不去，就對我說：“農科所是國家設立的，生活水平高。你去頭一個月就能領十八元工資，可以減輕你母親的生活重擔。”
那時，我們住校一天隻讓吃兩頓飯，每頓隻發給幾根指頭粗的蒸紅薯或紅薯稀飯。因餓，課餘時間我們常到崗坡的茅草窩裏揀被溪水或雨水泡脹的地曲蓮（陝西叫“地軟”）吃。吃的次數多了，胃疼得我躺在地鋪上直打滾。同街同校叫我“孫姑”的好心張如芳在照顧我的同時，把情況告訴了我母親。母親那時給人家打工，每天隻掙兩三毛錢供我們幾個上學（國家也免大部分學費）。母親得知情況後借錢買了麥子磨成麵，蒸了幾十個大白饅頭，擰著小腳，走了七八十裏給我送到了學校。第二天拂曉，母親臨走時千囑咐萬叮嚀：“小妞啊，這幾天你別吃紅薯了，也別揀地曲蓮吃了，就吃這饃吧。胃不疼了一定好好讀書啊……”其實，那幾十個饃，母親到達的當晚就給同宿舍的同學一人發了一個，她走時隻剩下八九個了。
母親走後，我吃了那些饃胃不疼了，開始去上課，誰知這次農科所一心要把我帶走。雖然我不情願，但聯想到母親的艱難，我隻好輟學去了農科所。
和我同去的有五個女同學，其中有我的同窗好友黃全芝，還有幾名男同學。我和全芝被編入農科所工會組織的文藝隊，兼學苗圃培育及輔助工作。
得子橋農科所的風景十分秀麗。南臨刁河，三麵是試驗田和各類果園，四季鮮花盛開美如仙境。我的長篇小說《鏡子》中羊太白、李春陽等一群青年在豐田農科所生活的場景描述，就是借用得子橋農科所的真實景地。
因為我是瞞著母親去農科所的。母親知道後，嫌我放棄了學業不爭氣，她很惱怒，三個多月沒讓我進家。
1958年夏收時，各地區機關幹部擠出一天時間支援農科所搶收割麥，中間休息時，我戴頂小傘般月白色布帽，頸上係條白毛巾，精神抖擻地打著拍子領唱一首：“高高的興安嶺――一片大森林――森林裏住著勇敢的鄂倫春……”又唱了一段：“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大家跟著唱。
中午回到所裏，大夥在大院裏花叢樹陰下吃午飯時，一個男青年端著飯碗向我走來。他一派斯文，白淨的方正臉，大眼，他笑著問我：“你這小女子，你姓啥？叫什麼名字？家在哪裏？”我告訴他後，他樂得合不攏嘴，對他身旁正在吃飯的同事說：“沒想到這一次來夏收竟認出了我的妹妹……我沒想到她這麼活躍，歌唱得那麼好聽……”我一聽感到很奇怪，歪著腦袋天真地問他：“你是誰？”他“嘿嘿”一笑，說：“傻妹子，我是你九哥，常聽老人們提起你，沒想到今天在這裏見到你。”他簡單說明了老家的情況後（我父親青年時就定居城裏，我們出生長大後因離老家遠，經濟又拮據，所以沒回過老家。七哥和九哥在老家長大，他倆進城之前我們沒見過），認真地問我為何不上學呢？才十三四歲，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我說明情況後，九哥在無奈和惋惜中沉默了良久，臉漲得彤紅。當晚，九哥回單位時，給我留下了地址，讓我有時間去找他，並說以後有時間他來看我。九哥說他才到現在的單位，幾次去看我母親，可母親下鄉去了。後來，我回家向母親講述了認識九哥的經過，我媽說：“你傻不傻，你七哥、九哥是親兄弟。你們是叔伯兄妹，因為你們小，沒回過老家，所以沒見過。”這段時間，母親帶著弟弟妹妹暫住在鄉下，所以她還不知道九哥去過農科所。此後，九哥常來看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