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閨閣女子成為“某妻”以後，一個重要的規範就是不幹政事。
在母權社會遺風濃厚的商代，貴族婦女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她們可以直接從政。在祭祀和征戰這些當時最重要的政治活動中都有婦女的參與。甲骨文中記載得最多的是婦好，她經常盛妝站立在祭壇之側，高聲朗誦祭文。參加祭祀儀式的奴隸主、貴族和平民，個個衣冠嚴整，端莊肅穆，在祭壇下隨著號令進退跪拜。作為軍事將領，她曾頻頻為商王出馬征兵，每次出征，統領千萬，氣宇軒昂。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四把刻有“婦好”銘文的銅鉞，其中兩把大銅鉞重達八九公斤，是商王朝王權與軍權的象征，那“婦好”二字，鮮明地顯示出她參與政治活動的顯赫權威。
周初婦女在政事上還有一定的影響，如古公癠父之妻大薑曾協助大王定居岐下周原，以使周民族安居繁衍。古公子王季娶婦大任，大任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她們都在周民族開國史上記上了光彩的一筆。但自武王始便大力排斥婦女幹政，他舉兵伐紂就是以“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的先哲之言為號召，抨擊殷紂“惟婦言是用”、寵妲己而荒淫失道。從此開出“女禍論”的先河。西周末年，周幽王陷於重重社會矛盾所造成的危機之中不能自拔，以致亡國，可偏偏也有一個褒姒是受到特別寵愛的，於是被順手牽出來當了替罪羊：“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詩經·大雅·瞻卬》）從此，“女禍論”似乎得到了有力的印證。
春秋時代，“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易經·家人》）成為士大夫階層的共識。“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國語·魯語》）春秋前期鄭國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士大夫祭仲專權，國君鄭伯密令祭仲的女婿雍糾去除掉他，雍糾向妻子雍姬透露了消息，雍姬又把消息告訴了父親，結果祭仲提前動手殺了雍糾。鄭伯深深慨歎：“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左傳·桓公十五年》）就是說，婦人當限於宮闈，去和她商量政治大事，那肯定要掉腦袋啊！看來，“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的觀念自周以後已經普遍滲透，成為人們解釋失敗的一個理論根據。稍後孔子提出“惟女子與小人難養”（《論語·陽貨》）的名言，可以說是春秋時代對女子幹政成見的集中表達。作為儒家婦女價值觀的認識基礎，其“經典”意義對後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從秦漢到明清，女子“不可使預政”（《顏氏家訓·治家》）是一以貫之的律條。而且，為了使男性中心的封建宗法製永遠固若金湯，婦女幹政成為最重要的禁忌。《王郎川言行彙集》中有“婦禁十三，一曰預外政”，這實際上是“女不言外”觀念的延伸。在封建法律中向來認為婦女是寢門中人，不承認其具有獨立的行為能力。《明令》“凡婦女一應婚姻土地家財等事，不許出官”，告狀必須請人代告。明清法律甚至規定：“凡婦女犯罪，除犯奸、死罪收禁處，其餘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裏保管。”所謂收管、保管，即在監外執行。這決不是法律對婦女的寬容，而是公開承認丈夫（或親屬）的監護權，而根本否定女子對社會所承擔的獨立的責任。在這種禮教與法律的雙重禁錮之下，曆代婦女是無從介入政治活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