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廣大勞動婦女由於被繁冗沉重的家庭勞動所累和缺乏文化知識，沒有精力也沒有興趣去過問國家政事。但對於士卿貴族家庭來說，事情就複雜得多了。因為按照封建禮教，士卿貴族家庭的婦女本身有著尊卑上下的嚴格的等級差別：婆母高於子婦，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君臨家庭；“塚婦”（嫡長子之婦）又高於“介婦”（眾婦，庶子之婦）。塚婦往往能代婆母行事，而“介婦請於塚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坐”（《禮記·內則》）。因此，像《紅樓夢》中賈母、王熙鳳這樣的婆母、塚婦通過管理家庭而幹預政事的婦女可謂代不乏人。至於一些貴族婦女，往往利用與皇帝、朝臣的特殊關係幹預朝政。稍微留意一下曆史，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的婦女層出不窮，秦宣太後、趙威後、西漢呂後、北魏馮太後、唐代武則天、宋代高太後、清代慈禧太後……都將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刻在曆史的裏程碑上。至於曆代公主以其特殊地位幹預政治的事情就更多了。如唐代玉真公主每每幹預科舉，則天女太平公主、韋後女安樂公主及其他公主都開府置官，和親王一樣公開從事政治活動。
然而，無論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具有多少相對性，但曆史對婦女幹政的評說總是否定性的。武則天執政半個世紀，死後要討論的首要問題是“能否歸陵與高宗同葬”。給事中嚴善思堅持《天元房錄葬法》中“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的原則，認為則天“卑於天皇大帝（高宗），今欲開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舊唐書·嚴善思傳》）。在這裏五十年登基執政已一筆勾銷。再如漢武帝立昭帝為太子，就賜其母死。北魏時凡太子之母皆處死。朱元璋曾下令：“皇後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不得與焉。”有明一代，凡幹預政事的後妃一律嚴懲。這一切都表明男權社會對禁止婦女幹政的決心與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