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獨具特色的民族醫藥
在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的各民族人民都在其特定的環境下，在不同的居住區域長期與疾病作鬥爭，並在此基礎上積累了豐富的醫藥衛生知識，建構了特色鮮明的醫學體係。各民族醫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兄弟民族以及國外醫學的精華，共同彙成了源遠流長，奔流不息，勢如長江、黃河的華夏醫學體係。在這一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醫學的淵藪之中，除了曆史最為悠久的漢族醫學之外，還有獨具民族特色的藏族醫學、蒙古族醫學、維吾爾族醫學、彝族醫學、苗族醫學、傣族醫學等。
藏族：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雲南等省區，目前約有400多萬人口。遠在紀元初年，藏族人民就能用他們特有的主食酥油和青稞治療疾病，充分展示了雪域民族非凡的聰明與智慧。在吐蕃王朝（629-1038年）時期，藏族醫學融會了古代印度醫學、漢族醫學及其他少數民族醫學的經驗，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係，產生了《四部醫典》等藏醫經典著作。經一千多年的曆史發展，藏族醫學鮮明的民族特色與高原特征已日漸形成。藏族醫藥在艾灸、放血、穿刺等方麵的獨到見解，對內病外治方法的廣泛運用，及其在風濕性疾病治療方麵的豐富經驗等更令現代中國醫藥專家注目。藏族醫學是藏族祖先在人類生活環境最嚴酷的青藏高原創造出來的一種既不同於西方醫學，也有別於中原醫學的獨特的醫學體係，是中國古代醫藥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的明珠。
蒙古族：蒙古族主要聚居在中國北方大漠南北的草原上，長期過著“逐水草而遷徙”的遊牧生活。在北方高寒的草原氣候條件下，在動蕩不定的遊牧生活中，他們頑強拚搏，繁衍生息，建立了優秀的蒙古族文化。在醫學領域，蒙古族人民也積累了獨特的知識和經驗。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火療”和骨外科療法。在骨外科方麵，清代的覺爾·伊創造了冰凍麻醉法。他用碎冰水浸泡病人受傷的肢體，待局部麻醉後切開傷口，整複粉碎性骨折，並用桑白線縫合，效果很好。用火來治療疾病，也是蒙醫對華夏醫學的重要貢獻。《素問·異法方宜論》指出，北方者，“其治宜灸，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三國誌·魏誌》明確提到烏桓的鮮卑人患疾病後“知以艾灸，燒石自熨”。蒙古灸分為灸法和焫法兩種：灸法主要用艾草，也可隔鹽、蒜及幹薑等進行間接灸；焫法可分熱敷和冷敷兩種。
維吾爾族：新疆，古稱西域，是一個多民族的聚居地，曆史上在西域活動的民族有匈奴、烏孫、羌、鮮卑、突厥、回紇、柔然、滿、漢等民族，隋唐以來，維吾爾族逐漸成了西域的主體民族。維吾爾族現有人口500餘萬人。西域人民在原始社會就認識和積累了藥學知識，據《素問·異法方宜論》記載，“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這說明西域的先民很早就了解藥物（尤其是毒藥）的治療作用。西漢·張騫通西域，陸續引進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豆、紅花等在內地種植，促進了西域與中原的醫藥文化交流。哈拉汗王朝時期，新疆的醫學家艾拉比借鑒古印度醫學的四元素學說，論述了自然界和人體生理病理的變化關係，充實了古回鶻醫學的內容，並使其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係。
彝族：彝族大部分聚居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和雲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有人口540多萬，是我國民族大家庭中人口較多的民族。早在漢代，彝族人就以犀角刮末療傷，並將其傳入中原，成為漢族醫學在臨床上應用的重要藥物。相傳，芸香草和救軍糧兩種藥物就是諸葛亮南征時，在涼山和滇境彝區所發現的。彝族文獻《醫算書》，除附有較豐富的藥物治療方法，還係統地記載了有關針刺的時日禁忌，認為在某些特定時日針刺某些部位就會發生危險。彝族醫學頗具特點：針刺采用“部位”的概念，而不稱穴位；針刺的工具是比較粗大的鐵質磨製針；除針刺的治法之外，還采取劃破皮膚的放血療法。《獻藥經》是反映彝族古代醫藥思想的曆史文獻，記載動物藥39種，病名35種，並對胎兒在母體中的發育過程有生動的具體描述。另外，《明代彝醫書》、《指路書》，對彝族醫學的發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近代雲南彝醫曲煥章發明舉世聞名的“雲南白藥”對外傷止血很有效驗，充分展示了彝族傳統醫藥的寶貴價值。
苗族：苗族主要分布在以貴州為中心的西南和中南各省的山區，人口約500餘萬。由於戰爭和政治的原因，苗族人民世世代代過著頻繁遷徙的生活，經濟文化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和製約。就醫學方麵而言，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的生活環境為苗族提供了認識藥物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其藥物知識和經驗非常豐富；但由於沒有文字和曆史記載，早期醫學文獻資料流傳下來極少。苗族醫學有濃厚的鄉土氣息，診療技術具有簡、便、廉的顯著特點。苗族醫師的文化知識水平一般都比較低，缺乏係統的理論知識。然而，他們對疾病在認識上卻十分簡捷明白，在治法上也能靈活變化。苗藥品種繁多，劑型多樣，立方靈活，加工簡易，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
傣族：傣族是地道的南方土著民族，現有人口90萬人，主要聚居在雲南省南部。從其民族淵源追溯，傣族屬於古代南方最大的越人族屬。雲南的傣族先民，經曆了長期史前階段社會，發展遲滯。其醫藥文化受到發展緩慢的社會形態的影響和製約，長期處於積累知識和經驗的初級階段。後來，在吸收了古印度醫學和國內各民族，特別是漢族醫學基礎上，傣族醫學才有了較好的發展，並逐漸形成了具有顯著民族特色的醫學理論。流傳在傣族民間的醫藥手稿“檔哈雅”數量甚多，內容繁簡不一，有同有異，但都能體現傣族醫藥的獨特風格。
第二節 民族醫學的理論特色與診治經驗
一、藏族醫學
藏族醫學曆史悠久，是中國傳統醫學的一部分。在中國少數民族醫學中，藏族醫學具有獨特、完整的學術體係。曆史文獻和考古研究證明：公元前幾個世紀，藏族勞動人民在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就已經懂得了避寒暑，吃熟食，以及用柏葉、艾蒿煙熏等方法防治疾病的知識，認識到了動、植、礦物的某些部分有著解除身體病痛的作用，提出“有毒就有藥”、“服藥可以解毒”的科學觀點。
約公元3世紀時，藏醫藥開始萌芽。藏族人民發明和總結了“用熔化的酥油外敷止血”、“用青稞酒渣外敷治療創傷”等治療經驗，並且認識到“飲食的益處與害處”。
至公元5世紀，民間藏醫有了較大進步，醫療技術也有了較快的發展。據《藏醫史》記載，第三十代藏王卓年德患麻風病，為了不傳染給後代，他自己便主動走進墳墓以求一死了之。另外，失明的王子貢保紮西遵照父王生前遺囑，從阿夏請來醫生，用金針撥去眼內的翳障，術後眼睛明亮起來，能看見達莫山上的羱羊，後人遂稱這位王子為“達日年賽讚普”，意為達日視羱王。這些史實說明，在當時社會曆史條件下，藏族人民就創造和積累了一定的適合青藏高原自然環境的治療方法和經驗。但由於當時缺乏規範化的本民族文字，這些經驗和方法隻能靠“言傳口授”流傳於民間，而不能得到係統的整理研究和弘揚發展。
公元629年，第三十三代藏王鬆讚幹布征服蘇毗、羊同等部族，在青藏高原上建立起強盛的吐蕃王朝。藏王鬆讚幹布采取一係列積極措施，加強與中原唐王朝以及鄰邦的相互交往，吸取他們的先進生產技術與經驗，促進了藏醫學的發展，造就了許多著名醫學家，編寫了眾多的醫學著作，使藏醫學漸備雛形。
藏王鬆讚幹布統治青藏高原的時期，正值唐王朝李世民執政的“貞觀盛世”。唐太宗為了加強漢藏兩族的關係，把宗女文成公主嫁給鬆讚幹布。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大批書籍和百工技藝人員。在帶去的書籍中，就有醫方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種、醫學論著四種等。公元7世紀中葉，漢族僧醫馬哈德瓦與藏族翻譯家達瑪郭卡將這些書籍的內容與藏族醫學經驗相結合，編譯為《醫學大全》（藏名《門傑欽木》）。書中較係統地介紹了藏族醫學的基本理論、診斷方法與藥物方劑。隨後，藏王鬆讚幹布又聘請唐朝名醫韓文海、天竺（今印度）名醫巴熱達紮和大食（今阿拉伯）名醫嘎林那來藏。他們各獻所長，共同切磋，編著了一部綜合性的醫學著作——《無畏的武器》（藏名《敏吉村卡》）。此書博采漢醫學、印度醫學和阿拉伯醫學的精華，頗受鬆讚幹布的重視。藏王命令全藏醫生傳習是書，並給有成就者授予“措傑門巴”（救命醫生）的稱號，賜予優厚的待遇。這種自上而下的重視醫學的做法，使藏醫學得到迅速發展。
公元710年，唐中宗將金城公主嫁給第三十七代藏王赤德祖讚，再次帶進一批醫藥人員和醫藥書籍。大約在8世紀上葉，漢族僧醫馬哈亞那與藏族醫學家別饒紮那結合藏醫醫療經驗，編著完成《月王藥診》（藏名《門傑代維加布》）一書。全書113章，內容包括藏醫對人體解剖、生理、病理的認識及其多種疾病的診治方法，具有濃厚的藏族民族色彩。在醫學基礎理論方麵，它吸取了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和古印度醫學的癃、赤巴、培根理論；在藥物方麵，共收載780種動、植、礦物藥，除一部分與內地藥物相同外，還有不少西藏高原的特產藥物，如船形烏頭、囊距翠雀、翼首草、烏奴龍膽、蘭石草、熊膽等；在疾病證候方麵，對青藏高原多發的雪盲、天花、炭疽、關節炎、心髒病等有較詳細的描述；治療方法方麵，記載了灌腸、放血、艾灸、導尿、放腹水、針撥白內障、骨外傷夾板治療等技術。《月王藥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藏醫學文獻，它體現了漢醫學和藏醫學的淵源關係，反映了藏族人民和疾病作鬥爭的豐富經驗，為藏醫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第三十八代藏王赤鬆德讚執政初期，漢族僧醫瑪哈晉達、新疆醫生占巴西拉哈曾與天竺醫生達瑪熱劄合作編寫有《漢地脈診妙訣》等30餘部醫藥著作，大大豐富了藏醫學內容。赤鬆德讚還邀請各國名醫入藏傳授醫術，編譯醫著，進一步促進藏醫學的發展。公元8世紀下半葉，藏族醫學家宇妥·元丹貢布曾到內地的五台山地區以及印度等鄰近國家研究醫學。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辛工作，他編著成舉世聞名的藏醫學巨著《四部醫典》。
《四部醫典》以藥王答疑形式，采用九字詩歌體裁編寫而成。該書從生理解剖、胚胎發育、病因病理、治療原則、藥物方劑、外治諸法、養生預防等方麵對藏醫學建理論體係作了比較完整的論述。《四部醫典》是青藏高原廣大藏區以及蒙族地區防治疾病的指南，曆來有“不讀《四部醫典》，不可為人醫”之說。本書於16世紀傳入蒙古地區，18世紀被譯成蒙文，後來還有俄、英、日、德文的節譯本，為人類的醫學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四部醫典》重視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認為二者協調，則健康長壽，反之則疾病叢生；對人體內的癃、赤巴、培根三大因素，產生元氣的食物精微、血、肉、脂肪、骨、髓、精液7種物質，以及尿、糞、汗3種排泌物的新陳代謝、生化運動過程等藏醫學的基礎理論作了係統闡述；在人體胚胎發展方麵，指出胎兒第一個月如膠狀物，第二月添臍帶，依臍形成命脈，第三月五官九竅、內髒、軀幹齊全，第四月四肢齊全，第五月脈絡、骨骼長成，第六月皮膚毛發指甲添，第七八月人體完全形成，第九月轉首離胎盤，第十月胎足正產（這種獨特認識比漢醫學更為具體、精確，比歐洲醫學同等水平的認識的提出早了一千多年）；在人體解剖、血液循環和腦神經研究方麵提出了若幹獨到的見解；在診斷方麵，藏族醫學能依據尿的色澤、氣味、清濁、泡沫多少、沉澱物厚薄區別疾病的寒熱。這部醫書後來還經過許多醫家的注釋整理，愈趨詳明。12世紀時，宇妥·元丹貢布的後代——宇妥·薩瑪元丹貢布，先後數次前往印度等鄰近國家與地區考查，返藏後致力於《四部醫典》的修改、補充、校正工作，使之更趨完善。在藏族醫學發展史上，《四部醫典》是一既有完整理論又有臨床實用價值的重要典籍。
十五世紀，藏醫開始形成南北兩個學派。北方學派以強巴·南傑紮桑為代表，對艾灸、放血、穿刺治療有獨到的見解，在治療北方高原地區主要病症風濕病方麵積累了更多的臨床經驗；南方學派以索卡·年姆多吉為代表，在河穀溫濕的自然環境條件下，形成了長於使用清解藥物治療溫熱病的特點。這兩個學派都依據《四部醫典》對人體解剖測量的論述，各自繪製了不同風格的醫藥掛圖，對豐富藏族醫學的學術內容、促進藏族醫學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公元17世紀，西藏地方當局為了協調南北兩個學派的分歧和矛盾，對藏醫藥進行了一係列的整頓工作。在德西·桑吉加措主持下，編寫了一部《四部醫典藍琉璃》（藏名《居悉本溫》），對《四部醫典》重新作了全麵的整理和注釋。後來，西藏地方當局還依據17世紀初舒卡·羅朱介布校訂的《四部醫典》最早刊本《劄當居悉》收集了各地藥物標本，並由畫家繪製完成了第一套《四部醫典》係列彩色掛圖60幅。這些彩色藥物標本掛圖到1704年增至79幅，以後經6、7、13世紀達賴時期多次複製，到1958年已增至267幅。如此數目繁多，內容豐富的醫學彩色掛圖，在當時的世界醫學領域是絕無僅有的。
公元18世紀以後，藏族醫學陸續又有一些著作問世。其中最著名的是藏藥學家蒂瑪·丹增彭措經二十多年努力編著完成的《晶珠本草》（藏名《協稱》）。作者通過實地試驗和調查，搜集藥物達2294種——除重複或不同方法加工炮製的藥物外，實收藥物1400餘種。《晶珠本草》集曆代藏藥本草之大成，在藏藥論著中的地位可與中藥論著中的《本草綱目》相媲美，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
近幾十年來，藏醫藥得到蓬勃發展，尤其是藏藥的植化、藥理、臨床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目前，應用於臨床的，如液治療急、慢性肝炎的藏茵陳注射、治療慢性氣管炎的杜鵑油膠囊都是由藏醫藥物經過現代科學加工提取而成的。另外，據不完全統計，已用於臨床的藏藥藥丸品種達300餘種。
二、蒙古族醫學
公元7世紀以前，蒙古族的醫療活動主要受漢族醫藥學的影響。在公元1世紀，大漠南北的少數民族已經與漢族有了友好往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交往日益頻繁。在醫學方麵，當時已經形成自己理論體係的漢族醫藥學，對各少數民族的醫學的發生和發展必然會產生較大的影響。不過，由於當時大多數少數發展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體係，因而這些傳播還隻能限製在言傳口授的形式上。
從8世紀到13世紀以前，尤其是12、13世紀，蒙古族戰事頻繁。這種社會現實盡管是民族的不幸，但它也促使蒙古族醫學在救治創傷方麵積累了較多的經驗。曆史上，蒙族和藏族之間的友好往來非常密切，在防病治病經驗方麵的交流、相互更為積極。公元8世紀，由藏族醫學家編著的《四部醫典》，可以說是藏族和蒙古族人民與疾病作鬥爭的共同經驗的總結。用藏文寫成的《四部醫典》，記載和反映了不少蒙古族醫學成就和治療技術的內容。如：藏族學者第司·桑吉嘉措在《呼和波德力雅》（《四部醫典解釋》）中寫道：“《四部醫典》記載的蒙古灸，是一種油（奶油）拌小茴香塗在毛氈上加熱裹敷的方法。”用塗油的布或食鹽局部熱敷的治療方法，至今還在蒙古族民間應用不衰。
公元7世紀中葉，藏王鬆讚幹布患病，曾請印度、漢族、蒙古等名醫為其治療。蒙古醫生嘎力諾父子不僅參加了這次治療活動，還與西藏醫家一起共同編著醫學書籍。這一事實說明：在藏文《四部醫典》成書之前，蒙古族醫學已經在漢醫的影響下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藏族醫家宇妥·元丹貢布在編著《四部醫典》時，除了總結藏族醫學的成就和經驗以外，還大量借鑒了蒙古族的醫療經驗和成果。而在此後的一千多年歲月中，《四部醫典》一直對我國青海、蒙古等地區醫學長期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到18世紀，藏文《四部醫典》翻譯成蒙文本，並成為蒙醫的主要教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