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屍法：先在明亮處將幹屍檢一遍。然後用水衝洗，再用皂角水洗滌屍體垢膩。洗完後，用糟醋掩蓋屍體，上覆以死者衣物，煮醋淋灑，再以草席蓋一個時辰。等到屍體透軟，去除上麵覆蓋物，用水衝去糟醋，施行檢驗。（《洗冤集錄》）
親緣鑒定：滴骨驗親法出現在《南史·孫法宗傳》中。具體方法不詳。宋《洗冤集錄》中舉例介紹了滴骨驗親法：某甲是父或母，有骸骨在，某乙來認親生男或女，何以驗之？試令某乙就身刺一兩點血，滴骸骨上，是親生，則血沁入骨內，否則不入。俗雲“滴骨親”，蓋謂此。另有一種合血驗親法，是將甲乙兩人各刺一兩點血，滴入盆內水中，若兩人的血能夠相融合，即為親緣關係，否則無親緣關係。正如著名血型專家古畑種所言：盡管這些方法並不科學，但在血型發現前，中國知道以血液鑒定親權較西方早約一千四百年。
銀釵驗毒：據《洗冤集錄》所載：用銀釵皂角水揩洗過，探入死人喉內，民紙密封，良久取出，作青黑色。再用皂角水揩洗，其色不去，如無，其色鮮白。如生前食物壓咽下入腸髒內，試驗無證，即自穀道內試，其色即見。服毒已久，積蘊在內，試驗不出者，須先以銀釵或銅釵探入死人喉，訖，卻用熱糟醋自下盦洗，漸漸向上，須令氣透，其毒氣薰蒸，黑色始見。這一方法最早見《諸病源候論》，雖然並不是很科學，也不能簡單憑此作為中毒的診斷依據，但作為一種驗毒法在毒物檢驗上還是有意義的。
驗骨：先以水淨洗骨，用麻穿定形骸次第，以簟子盛定。卻鋤開地窖一穴，長五尺，寬三尺，深二尺，多以柴炭燒煆，以地紅為度。除去火，卻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潑地窖內。乘熱氣扛骨入穴內，以槁薦遮定，蒸骨一兩時。候地冷，取去薦，扛出骨殖。向平明處，將紅油傘遮屍骨，驗。若骨上有被打處，即有紅色路，微廕；骨斷處，其接續兩頭各有血暈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紅活，乃是生前被打，骨上若無血廕，縱有損折，乃死後痕。切不可以酒醋煮骨，恐有不便處。若陰雨不得已，則用煮法。以甕一口，如鍋煮物，以炭火煮醋，多入鹽、白梅、同骨煮煎。須著眼親臨監視。候千百滾，取出，水洗，向日照，其痕如見，血浸骨損處，赤色、青黑色，仍細驗有無破裂。
第二節 在歐亞各國的傳播及其重要意義
中國古代法醫不但為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很早流傳國外，對歐亞各國法醫學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促進了世界法醫檢驗學的發展。如果說世界法醫學分為兩大流派，其一必然是以中國古代法醫學為中心的亞洲法醫學，或稱東洋法醫學；另一個則是歐洲法醫學，或稱西洋法醫學。這是我國人民對世界法醫學的重大貢獻。
一、對朝鮮的影響
中國古代法醫學著作外傳最早在明代。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羊角山叟重刊王與的《無冤錄》首先傳入朝鮮。公元1392年，朝鮮的李朝太祖李成桂推翻了高麗，建立朝國。在全國推行《大明律》。《無冤錄》正是基於這一司法實踐需要傳入朝鮮的。但是，由於文字艱深，不論在初檢或複檢中應用都有困難。因此，李朝第三者世宗命吏曹參議崔政雲等對明版《無冤錄》加以校訂注釋，並附以音訓，於正統三年（1438年）完成，取名為《新注無冤錄》，在公元1440年刊行。《新注無冤錄》在朝鮮一直應用了三百餘年。到李朝的英祖二十年（1744年），令具宅奎增刪《新注無冤錄》並加以訓注，其後由具宅奎之子輔國崇祿大夫具允明和律學教授金正複重訂。這就是《增修無冤錄》，是朝鮮版又一部有名的法醫學著作，刊於正祖十四年（1790年），又命刑曹判書徐有鄰、用諺文（即朝鮮文）翻譯該書，於正祖十六年（1792年）頒發，共三卷，名為《增修無冤錄諺解》。
與中國不同之處在於，《洗冤錄》與《無冤錄》在中國隻是檢驗屍傷的參考書；在朝鮮，《無冤錄》不僅是檢驗屍傷的參考書，並是任用司法官吏的考試科目。著名的朝鮮《經國大典》，完成於成宗二年（1471年）。其中規定律官的考試科目有：《大明律》、《唐律疏議》、《無冤錄》、《律學解頤》、《律學辨疑》、《經國大典》等六科。英宗二十年（1744年）製定《續大典》，《無冤錄》仍屬考試科目之一。李大王二年（1865年）頒發《大典會通》為正式考試科目，但仍有《無冤錄》。到光武九年（1905年）頒發《刑法大全》時，始漸失效。由此可見，《無冤錄》在朝鮮的法醫學史上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無冤錄》一書是中朝兩國悠久曆史文化聯係的又一重要見證。朝鮮在檢驗中所用的屍帳，與元代的檢屍法式一致，而與清代的屍格不同，由於中國明代應用的也是檢屍格式，因此朝鮮的屍帳可能也是明代傳入的。並且一直沿用到20世紀初。
二、對日本的影響
日本法醫學的發展是通過朝鮮間接受到中國法醫學影響的。日本法醫檢驗的產生源於朝鮮本《新注無冤錄》的輸入，此書確切在什麼時候流入日本不得而知，一般認為是德川時代的早期（17世紀前半葉）傳入日本。日本人撰的最早的法醫著作是在明和五年（1768年）刊出的，這就是海合甚兵衛源尚久譯的《無冤錄述》。
《無冤錄述》譯成於日本元文元年（1736年），該書以《新注無冤錄》為藍本，采取對日本檢驗實際有用的分別加以譯述。元代關於檢驗的“格例”，則被刪除。該書初刊版本已失傳，現流傳的是寬政十一年（1799年）東都書肆刊本，該書被收錄於其中。
《無冤錄》的日本版本還有《變死傷檢視必攜無冤錄述》，刊於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由磯村兌貞出版。其內容實即上述的《無冤錄述》。日本的法醫學史專家山崎佐指出：在19世紀末，日本的許多學校已經有西洋的法醫學講義，西洋法醫學書也有很多種出版，但此書仍受歡迎，至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的十年間，再版六次之多，擁有相當廣泛的讀者。可見中國古代法醫學直到20世紀初，在日本仍居重要地位。到了30年代，日本武侯祚又根據寬政本《無冤錄述》加以修改，作為珍本書刊入集《近代犯罪科學全集》，稱之為《刑罪珍書集本無冤述錄》，刊於昭和五年（1930年）。
《無冤錄》在日本還有傳抄的譯述本在民間流傳。最著名的就是《檢使辨疑》。該書最早成於何時，不得而知。在已知的各種傳抄本中，最早的一本約寫於日本元文年代（1736-1740年）。在其後的百餘年內，該書至少有8種以上的傳寫本。這種傳寫本都是經過日本法醫檢驗人員（檢使）之手互相傳抄，可見其在指導實際檢案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與《無冤錄》不同，《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是直接傳入日本的。直到明治十年（1877年），才有《洗冤錄》的節譯本，名曰《檢屍考》，是千葉縣土族奧宮國治編譯的袖珍型小冊子。
其他法醫學譯本，尚有《德惠全書》，該書由黃六鴻著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其中卷十四為黃六鴻個人審案與檢驗過程的經驗，卷十五至十六為清初《檢驗屍傷指南附醫救死傷法》的重刊。《德惠全書》的日本譯本有兩種，一是《德惠全書訓譯》本，由江戶的儒者小煙行簡加以訓譯，刊於嘉永三年（1850年）。一是《福惠全書和解》，由愛知縣平民近藤圭選定全書的刑名部（卷11-22），以片假名摘譯成三卷三冊，刊行於明治七年（1874年）。
此外，日譯本還有《平冤錄》。該書是由董炳然譯述，二階堂一校閱的。分六期刊於犯罪學雜誌第四卷（1931年），是根據清嘉慶十七年重刻本《宋元檢驗三錄》中的《平冤錄》翻譯的。事實上，這個《平冤錄》日譯本乃是《無冤錄》下卷的日譯本。
日本僅在明治十年（1877年）以後才有“斷訟醫學”和“裁判醫學”的學科，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始由片山國嘉創設法醫學講座。因而在此以前，日本法醫學實踐的指導書目是運用中國法醫學成就，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山崎佐就明確指出：“我國法醫學在形成完整的分科以前，讀到的法醫學書，隻有由中國或朝鮮傳來的《平冤錄》、《洗冤錄》或日譯的《無冤錄述》，此外就沒有類似檢驗心得的書籍”，“《無冤錄述》不僅是日本法醫學史上的重要的書籍，而且在裁判史上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在歐洲的傳播
中國古代法醫學著作在歐洲的最早譯本，是法文節譯本，刊於1779年的巴黎中國曆史藝術學科雜誌。
其後在公元1862年，有荷蘭人De Grys的荷譯本，刊於拍打威出版社的一雜誌中。公元1908年，此荷譯本又經德國人H。Breitenstein轉譯為德文。此兩本譯本都來自王又槐的《洗冤錄集證》。
公元1882年，法國法醫學者Martin著有《洗冤錄介紹》，發表於遠東譯論。Martin的介紹後又被Hofmann譯為德文。
公元1873年，劍橋大學東方文化教授H。A。Giles在寧波時，因見官府驗屍則帶《洗冤錄》，引起研究興趣，並加以翻譯，刊於《中國譯論》，時為公元1875年，又將全書重刊於英國皇家醫學雜誌第十七卷。後又於英國印行單行本。Giles譯本是來自童濂（1843）所刊《補注洗冤錄集證》，並有童濂序的譯文。
四、在美國的傳播
美譯本《洗冤集錄》的全名是《洗除錯誤——十三世紀的中國法醫學》，譯者是夏威夷大學中國史教授B。E。Mcknight。作為N。Sivin主編的《東亞科學、醫學與技術叢書》第一卷於公元1981年出版，迄今為止中國古代法醫學的所有譯本都來源於《洗冤錄》或清代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惟獨這個譯本來源於北京法律出版社重刊的岱南閣仿元本《洗冤集錄》（1807年）。岱南閣仿元本除元代附加的“聖朝頒降新例”外，內容與現存最古的元刻《洗冤集錄》相同。在宋版《洗冤集錄》佚失的情況下，該書是了解南宋時期中國法醫學成就最佳版本。這一點正是美譯本比迄今任何一種譯本更為優越之處。
可見，中國古代法醫學著作在國外流傳甚廣，有多種譯本：朝鮮3種（《新注無冤錄》、《增修無冤錄》、《增修無冤錄諺解》）；日本8種（《無冤錄述》、《變死傷必攜無冤錄述》、《刑罪珍書集本無冤錄述》、《平冤錄》、《檢屍誌》、《福惠全書訓譯》、《福惠全書和解》、《檢使辨疑》）；荷蘭1種（De Grys譯本）；德國兩種（Breitenstein譯本、Hofmann譯本）；法國3種（節譯本、Martin譯本、Litolff譯本）；英國1種（Giles譯本）；美國1種（Mcknight譯本），共計7國11種譯本。除此之外，中國附近的一些國家，估計還會有一些譯本或版本，如Litolff的法譯本就來自越南本《洗冤錄》，中國古代法醫學著作的國外版本和譯本至少應有20種以上，這是很可信的。如此之多版本出現，可以說明中國古代法醫學的成就令世人矚目，它對鄰近各國法醫學的形成和檢驗實踐有很重要意義，對世界法醫學的發展作出非常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