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也就是《南京條約》簽訂後的第12年。按之前條約中的約定，英國向清廷提出了18項修約要求，其中頭一項就是要求派公使駐京。當然，這種嚴重侵犯“夷夏之防”的“無理”要求，毫無疑問地遭到清廷的斷然拒絕。
但英國仍不死心，1856年其又聯合法國和美國提出要派遣使節駐京，並建議中國派代表分駐倫敦、巴黎和華盛頓，但再次被清廷嚴拒。這下，英國人惱怒了。在他們眼裏，傲慢的天朝一向是吃硬不吃軟。這一點，在12年前的鴉片戰爭中已經得到了證明，那這次也絕不會善罷甘休。
當然，如果把鏡頭倒回一個半世紀，自以為是的天朝在公使駐京問題上確實和時代潮流格格不入。在當時的歐洲，在“三十年戰爭”結束並簽訂了《威斯特裏發裏亞和約》後，歐洲各國互派公使已經成為通常慣例，而1815年維也納會議也對外交人員的地位和權利作了詳細的規定。至少在19世紀的歐洲社會裏，誰也不會為互派使節這樣的問題大動幹戈。
當時問題的關鍵還在於中外禮儀的衝突。早在乾隆末年，英國派出特使馬嘎爾尼前來中國商議派駐公使的問題，但因為馬嘎爾尼不肯向乾隆下跪，遠道而來的英國人吃了個閉門羹，掃興而回。如今，洋人舊事重提，他們要將公使派駐北京與天朝的皇帝分庭抗禮、實行平等外交，但問題是，這些洋人要覲見皇上，但又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禮，這在清朝皇帝和大臣們的眼中，實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互派公使這種在歐洲極為尋常的外交事務，對清廷來說卻是無法接受的。不要說當時的清朝皇帝和大臣們不知道這種國際慣例，即使他們知道，也斷然不肯接受。在他們的想象中，這些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豈能隨意覲見至高無上的天子？如隻行鞠躬禮而不下跪的話，這不意味著高高在上的天朝從此以後就要和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嗎？這讓天下臣民如何看待？大清皇帝又情何以堪？因此，互派公使絕不可行，夷夏之防斷不可開！
但是，這已經不是馬嘎爾尼的時代了。可怕的夷人最終還是來了，他們帶著堅船利炮，張牙舞爪地來了。1856年10月，英國艦隊炮轟廣州；1857年12月，英法聯軍攻占廣州；1858年4月，英法艦隊北上天津，陳兵津門，擺出一副開戰的架勢。在外國軍隊的壓力下，鹹豐隻好答應談判，最後與英、法、俄、美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並規定該約在各國君主簽署後，一年內在北京換約。
本來這事到這裏就結束了，畢竟清廷當時還有一個更為危險的心腹大患（太平軍）需要對付，如果與洋人開戰的話，難免兩麵受敵。但在1859年，英法兩國來北京換約時突然節外生枝，這便是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的問題。《天津條約》簽訂後，朝廷一些大臣仍堅決反對外國公使進駐北京，而鹹豐對此也很不滿意。但是，自恃堅船利炮的英法兩國此時並不把大清放在眼裏，他們不按清廷的安排由北塘進京換約，而是派艦隊經白河強行入京。由此，清軍和英法聯軍在天津大沽口發生了激烈衝突。在這次戰役中，過於輕敵的英法聯軍遭遇重創，清軍共擊沉擊毀英法兵船12艘，英法軍隊傷亡400多人。
勝利歸勝利，但事情無疑鬧大了。一年後（1860年），在英國額爾金勳爵的指揮下，英法聯軍組成了一支25000人、戰艦和運輸船200多艘的聯軍，氣勢洶洶地卷土重來。這一次，清軍沒有續寫輝煌而是連戰連敗，僧格林沁親王所率的精銳騎兵在遭受重大損失後西撤通州，隨後天津陷落，北京門戶洞開。
這年六月，天象不吉，熒禍星（火星）侵入南鬥，星相學稱之為“熒禍入南鬥，天子下殿走”，這可不是個好兆頭。鑒於清軍的孱弱、京城難保安全的形勢，僧格林沁密奏鹹豐說，清軍恐怕難有取勝英法聯軍的把握，當下之計，是要請求鹹豐以“巡幸木蘭”的名義前往熱河行宮，暫避洋人的鋒芒。
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在北京的西北一帶，這裏離北京二百餘裏，周圍群山起伏，樹木鬱鬱蔥蔥，更有熱河蜿蜒流淌，山色風光，可謂美不勝收。早在康熙年間，此地便建立行宮，清朝曆代皇帝們也往往把這裏當成消閑度夏的勝地，所以這裏又被稱為“避暑山莊”。在熱河以北約四百裏的地方設有圍場，每到秋天草葉枯黃、野獸肥壯時，清朝皇帝便要率皇子及其他王公大臣們前去圍獵，稱為“秋獮”（今河北省圍場縣）。
僧格林沁關於“巡幸木蘭”的建議，說白了，就是要鹹豐快快離開北京、逃到熱河避暑山莊避難去罷了。鹹豐對此心領神會，隨後便將僧格林沁的奏折交給王公大臣們討論，希望他們能順著僧格林沁的想法，籲請盡快巡幸木蘭，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熱河。
也許是不了解真實的軍事情況，或者是覺得天朝的尊嚴不能褻瀆，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們竟然對“巡幸木蘭”的建議大加反對。首先是軍機大臣、大學士周祖培上奏鹹豐，說北京城高牆厚，洋兵勢難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熱河那裏一馬平川，更是難以防禦；既然洋人能從天津打到北京，那自然可以從北京追到熱河。不僅如此，周祖培還舉出曆史上的教訓來警告鹹豐，說一旦皇上離開北京出走，勢必導致人心渙散，到時候發生“土木堡之變”，也不是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