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極少數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中國與西方在科技、軍事等方麵的巨大差距，但這種認識直到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才為人所重視。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場持續近三十年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是恭親王奕訢等人。在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奕訢發現清軍的武器和戰法已遠遠落後於洋人，而更令他羞愧難當的是，與洋人談判時竟然找不到一個中國人能說洋文，最後隻好請洋人自己來翻譯，談判的被動可想而知。由此，奕訢算是深刻認識到中西方之間的巨大鴻溝，也堅定了他主政後要向西方學習的決心。
同樣，在剿滅太平軍的合作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也發現洋人的槍炮兵輪著實厲害，加上清軍在英法聯軍的入侵中遭到史無前例的慘敗，更是激起了他們禦敵自強的憂患之心。在各地亂事最終被平息、局勢日漸穩定後，這些封疆大吏紛紛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仿造西方的“堅船利炮”，這也和朝廷的奕訢等人遙相呼應，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浪潮。
對於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奕訢等人搞的洋務運動，慈禧並不完全了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也是她在當時書本上所見不到的。不過，經過英法聯軍之役的浩劫後，慈禧也知道這些洋鬼子的厲害。既然奕訢他們認為搞洋務運動能夠富國強兵、抵禦外侮，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隨後，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場大規模地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學習西方文化的運動在國內展開，如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製造局、福建馬尾船政局、天津機器製造局等新式企業，都如同雨後春筍般地突然興起。另外，購買外國的洋槍洋炮和軍艦、建立外語學校和翻譯館、送學生出國留學等，也都逐漸施行。
但是，在麵臨這樣一個“數千年所未有之變局”時，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沒有被“打”醒，他們對奕訢、曾國藩等人搞的洋務運動很不以為然，隻要有機會，這些人就要跳出來大加指責，如京師同文館的設立糾紛便是一例。
京師同文館當時主要以培養外語翻譯、洋務人才為目的，這與以科考為目的的傳統書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舊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這不，沒開館呢，京師上下便謠言四起，當時流傳一個對聯說：“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也有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們危言聳聽地說，“未同而言，斯文將喪”（暗嵌“同文”二字）；“孔門弟子，鬼穀先生”。種種讕言，目的就是想把京師同文館給打下去。在一片反對聲浪中，奕訢也得了一個“鬼子六”的綽號（奕訢排行老六，又常與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在封建士大夫們的眼中，設立同文館是在“以末求本，以夷變夏”，簡直多此一舉，純粹胡鬧。當時反對聲最為激烈的是大學士倭仁，當他聽說要設立京師同文館後，立刻上奏說天文算學這些東西沒什麼用處，反是西方人充當教習危害甚大。倭仁當時發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以他的帝師地位和儒學聲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飛揚的兩句話，立刻被那些守舊的士大夫們廣為傳誦，見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務派有些人招架不住。
不過，倭仁的奏折裏也有漏洞，這點就被恭親王奕訢給抓住了。原來，倭仁在折中說：“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奕訢於是反唇相譏說，倭仁既然認為不必師事夷人，想必自己有這樣的洋務人才推薦，於是他上奏慈禧太後，讓倭仁保薦精於西學的中國教師，並請倭仁來主持同文館。
倭仁沒有想到的是，慈禧當時是站在洋務派的一邊，她為了殺殺守舊派的威風，便有意同奕訢一起捉弄下這個老學究。於是，慈禧便很快采納了奕訢的建議，讓倭仁來主持設立京師同文館。
這下好了，老夫子反被弄得狼狽不堪，十分被動。說實話，倭仁作為理學大師固然不假，但他不過隨口空話說慣了，哪裏懂得什麼洋務，又哪有什麼人才可以推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