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極少數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中國與西方在科技、軍事等方麵的巨大差距,但這種認識直到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後,才為人所重視。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場持續近三十年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是恭親王奕訢等人。在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奕訢發現清軍的武器和戰法已遠遠落後於洋人,而更令他羞愧難當的是,與洋人談判時竟然找不到一個中國人能說洋文,最後隻好請洋人自己來翻譯,談判的被動可想而知。由此,奕訢算是深刻認識到中西方之間的巨大鴻溝,也堅定了他主政後要向西方學習的決心。
同樣,在剿滅太平軍的合作中,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也發現洋人的槍炮兵輪著實厲害,加上清軍在英法聯軍的入侵中遭到史無前例的慘敗,更是激起了他們禦敵自強的憂患之心。在各地亂事最終被平息、局勢日漸穩定後,這些封疆大吏紛紛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仿造西方的“堅船利炮”,這也和朝廷的奕訢等人遙相呼應,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浪潮。
對於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奕訢等人搞的洋務運動,慈禧並不完全了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也是她在當時書本上所見不到的。不過,經過英法聯軍之役的浩劫後,慈禧也知道這些洋鬼子的厲害。既然奕訢他們認為搞洋務運動能夠富國強兵、抵禦外侮,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隨後,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場大規模地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學習西方文化的運動在國內展開,如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局、金陵機器製造局、福建馬尾船政局、天津機器製造局等新式企業,都如同雨後春筍般地突然興起。另外,購買外國的洋槍洋炮和軍艦、建立外語學校和翻譯館、送學生出國留學等,也都逐漸施行。
但是,在麵臨這樣一個“數千年所未有之變局”時,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沒有被“打”醒,他們對奕訢、曾國藩等人搞的洋務運動很不以為然,隻要有機會,這些人就要跳出來大加指責,如京師同文館的設立糾紛便是一例。
京師同文館當時主要以培養外語翻譯、洋務人才為目的,這與以科考為目的的傳統書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舊士大夫們的強烈反對。這不,沒開館呢,京師上下便謠言四起,當時流傳一個對聯說:“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也有罵:“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們危言聳聽地說,“未同而言,斯文將喪”(暗嵌“同文”二字);“孔門弟子,鬼穀先生”。種種讕言,目的就是想把京師同文館給打下去。在一片反對聲浪中,奕訢也得了一個“鬼子六”的綽號(奕訢排行老六,又常與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在封建士大夫們的眼中,設立同文館是在“以末求本,以夷變夏”,簡直多此一舉,純粹胡鬧。當時反對聲最為激烈的是大學士倭仁,當他聽說要設立京師同文館後,立刻上奏說天文算學這些東西沒什麼用處,反是西方人充當教習危害甚大。倭仁當時發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以他的帝師地位和儒學聲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飛揚的兩句話,立刻被那些守舊的士大夫們廣為傳誦,見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務派有些人招架不住。
不過,倭仁的奏折裏也有漏洞,這點就被恭親王奕訢給抓住了。原來,倭仁在折中說:“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奕訢於是反唇相譏說,倭仁既然認為不必師事夷人,想必自己有這樣的洋務人才推薦,於是他上奏慈禧太後,讓倭仁保薦精於西學的中國教師,並請倭仁來主持同文館。
倭仁沒有想到的是,慈禧當時是站在洋務派的一邊,她為了殺殺守舊派的威風,便有意同奕訢一起捉弄下這個老學究。於是,慈禧便很快采納了奕訢的建議,讓倭仁來主持設立京師同文館。
這下好了,老夫子反被弄得狼狽不堪,十分被動。說實話,倭仁作為理學大師固然不假,但他不過隨口空話說慣了,哪裏懂得什麼洋務,又哪有什麼人才可以推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