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奕訢被趕出軍機處後,清廷政局隨即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後規定軍機處在大事處理上須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以奕譞代替了奕訢的軍機首領地位。
按說,奕譞是光緒皇帝的生父,他理應回避朝政才對,何況奕譞這個人也算乖覺,他在兒子載湉被定為皇上後,很快便上疏說自己得知消息後,“身戰心搖,如癡如夢”,致使“舊有肝疾等症”發作,委頓成廢,請求辭去各項差使,免得其他大臣們彈劾他以皇帝本生父的名義幹政。事後,奕譞又閉門謝客,作出不問政事的高姿態,以求自保並借以保護深宮中的光緒小皇帝。
對於奕譞的表現,慈禧是非常滿意的。作為補償,奕譞的醇親王爵位也很快賞為世襲罔替,成為繼清初的八大“鐵帽子王”及怡親王、恭親王後的第十大“鐵帽子王”。同時,奕譞今後碰到“皇帝升殿和皇帝萬壽”時,可不用隨班行禮(因為按儒家學說,即使兒子是皇上,父親也不應給兒子行禮)。
事實上,在老六奕訢和老七奕譞兩個小叔子中間,慈禧明顯要偏向奕譞,因為後者不僅僅是自己的妹夫,而且他不像奕訢那樣有主見和咄咄逼人。當年扳倒肅順八大臣時,奕譞還親自帶兵捉拿了首犯肅順,對慈禧可謂忠心耿耿,讓人大可放心。
但是,慈禧太後的決定很快遭到了言官禦史們的反對。他們認為,醇親王奕譞參與政事不但在禮儀上多有不便,而且會引起“太上皇”幹政的隱憂。對此,慈禧太後不以為然,她並不擔心奕譞作為軍機領班會造成什麼隱患,因為她相信自己具備操控朝政的能力,也深知奕譞對她一貫是效忠盡力,服從有加。
可惜的是,忠心未必能幹,沒主見也往往意味著沒能力,這往往是相對應的。相比而言,奕譞的能力和城府遠不如兄長奕訢,加上他總擔心別人會說自己以“太上皇”的名義幹政,生怕慈禧對他起疑心,遇事也總是畏畏縮縮,不敢當頭。更讓人擔憂的是,奕譞的政見和行為方式與奕訢大都不合,這也給朝政轉變的縫合帶來了不小的麻煩。
對奕譞的能力和作風,慈禧當然心裏清楚得很。不過,任何專製者選人的標準首先是忠心,能死心塌地為自己服務,那就是他們最為看重的。在慈安太後去世、奕訢被掃地出門後,失去了製衡力量的慈禧也開始有點兒由著其性子來執政了。可惜的是,慈禧畢竟是個文化程度有限、見識相對淺陋且又缺乏戰略眼光的深宮女主,清廷政局也由此步入一個平庸而缺乏朝氣的局麵,這和奕訢當政時顯然差了一大截。
從新的軍機處大臣名單上,可以明顯看出這點。如名義上的軍機領班禮親王世鐸,此人乃一才見平庸的老貴族,係清初入關後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之一。世鐸是禮親王代善的九世孫,道光三十年(1850年)承襲禮親王,同治年間被授內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等職。世鐸為人平和,平日裏和顏悅色,從未與人紅過臉,但這個老好人最大的毛病便是遇事毫無主見,隻知道一味敷衍,唯頂頭上司眼色行事。譬如,醇親王奕譞被任命為統領軍機後,世鐸老先生雖然貴為首席軍機,卻凡事均前往奕譞處討主意,即使風塵仆仆,亦不為苦。說白了,就是不願意承擔責任罷了。世鐸這樣的人,在中國官場上很多,這種人不但不會出什麼事,而且仕途上還官運亨通,這世鐸就做官一直做到清朝滅亡。可惜的是,他肯定不是什麼有所作為的好官。
另一位滿人軍機額勒和布是滿洲鑲藍旗人,鹹豐二年(1852年)進士,後來做過統兵大員,在東北鎮壓過馬賊,還在新疆當過烏裏雅蘇台將軍。一度病休後,清廷重新任命他做理藩院尚書、戶部尚書和內務府大臣等職務。總體而言,在官員們攬權納賄的晚清,額勒和布的操守廉潔不但才具一般,而且他本人一向木訥寡言,不善與人交往。
和額勒和布經曆相似的軍機大臣張之萬,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狀元,河北南皮人,係清末名臣、清流黨張之洞的族兄。張之萬曾曆任修撰、河南學政、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兼署工部等職,同治初年參與編寫了《治平寶鑒》,由此得到慈禧太後的重視。和曾國藩一樣,張之萬在太平軍起義時以文人典兵,在河南巡撫任上督師鎮壓撚軍,並做過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後來又做過浙閩總督。光緒八年(1882年)時,張之萬調任兵部尚書,這次他入值軍機處,還兼署吏部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