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的戰敗使得年輕的光緒皇帝陷入了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屈辱之中，而1897年年底因“曹州教案”而引發德國強占膠州灣的事件，更令中國陷入了被列強瓜分的危機當中。由此，以康有為等人為首的變法主張便很快引起了光緒的重視。
康有為出身於官宦世家，其從小熟讀經書，後來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在當時有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之稱。1895年春，在得知《馬關條約》即將簽訂時，康有為組織了曆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主張“拒和、遷都、再戰”，可惜局勢所迫，他的主張沒有得到清廷的采納。
康有為雖然自詡學識淵博並自封“聖人”，但他在科舉路上走得並不順利，一直到1895年才中了進士，而當時他已經快40歲了。中試之後，康有為被授予戶部主事之職，這顯然不足以滿足康有為的雄心大誌。在國難危機日益嚴重的背景下，康有為與弟子梁啟超等人先後組織了強學會和保國會，宣傳變法主張，而這正好與當時光緒的想法不謀而合。
就在這時，有兩個重要人物的相繼離世，對當時的政局產生了微妙的影響：一是恭親王奕訢，其於1895年去世。以奕訢多年的威望，他不但是清廷中足以平衡各方勢力的重要人物，同時也是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之間的重要調解人，他的去世，也使得朝廷中各派勢力開始重新洗牌。另外就是光緒的生母那拉氏於1896年6月去世。那拉氏是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之間親情聯係的紐帶，有她在，慈禧總歸是要給自己的妹妹一點兒麵子。而且，一旦慈禧和光緒發生矛盾，那拉氏也可以充當一個調停人的角色。但隨著那拉氏的去世，慈禧與光緒的矛盾立刻暴露無遺。
在奕訢去世後不久，光緒帝便想利用這個機會進行變法維新，當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首席軍機、慶親王奕劻後，又抱怨說：“太後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慈禧太後聽了奕劻的轉述後勃然大怒，憤怒地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經過奕劻的極力勸說，慈禧太後才消了氣，她恨恨地說：“由他去辦，等辦不出看他怎麼說！”
慶親王回去後，卻沒有把慈禧太後大怒的事情告訴光緒，而隻是輕描淡寫地說：“太後不禁皇上辦事。”得到這個消息後，光緒喜笑顏開，於是在當年6月11日便意氣風發地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拉開了百日維新的大幕。
但是，變法的大幕還沒拉開幾天，慈禧太後便免去了光緒師傅翁同龢的一切職務，將之驅逐回籍；與此同時，慈禧太後又任命了自己的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慈禧太後的決定既出人意料，也可謂是老謀深算：她將帝黨首領翁同龢罷黜，這讓維新派失去了一個家長和緩衝的餘地；而任命榮祿則確保了其對京師的絕對控製。
可惜的是，此時的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等人並沒有察覺到危險的到來。就在翁同龢被罷黜的第二天，康有為在覲見光緒時，他不僅沒有為翁同龢的免職提出任何異議，反而鼓勵光緒將更多守舊的高官剔除出局。
據說，康有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見時，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隸總督榮祿。榮祿問康有為如何才能夠補救時局時，康有為語出驚人，他說將那些守舊的高官免職出局還不夠，最好能夠殺幾個一品大員。榮祿聽後大為震驚，隨後便到慈禧太後那裏密告此事。
除了榮祿在慈禧太後麵前大說壞話外，那些覺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反對派們也紛紛跑去告狀，跪求太後回朝訓政。慈禧太後見自己威望還在，心裏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榮祿訴苦。榮祿深知慈禧太後的用意，便笑道：“先讓他（光緒）去胡鬧幾個月嘛，鬧到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就好辦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