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897年“曹州教案”後，魯西北一帶便不太平，當地鬧起來大刀會、梅花拳、神拳和義和拳之類的組織，他們號稱自己有天神幫助、刀槍不入，並專門與教會及教民為敵，弄得外國公使們經常跑到總理衙門向清廷抗議，要求對這些拳民嚴行鎮壓。一直到袁世凱帶著他編練的“新建陸軍”進入山東，當地拳民們的活動才告平息。
但山東是安靜了，可一些拳民又轉移到了直隸（今河北）一帶，使得事態反而進一步惡化。到1900年後，民、教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外國公使們聯合向清廷提交抗議，要求清廷下發鎮壓義和拳的上諭，但由於榮祿因病請假，當時的朝政問題掌握在剛毅、載漪等人手中，這下中外溝通便成了大問題——外國公使越是說要剿殺義和拳，這些人就偏偏說義和拳是義民，並試圖利用義和拳來牽製洋人。
在外國公使們與清廷鬧得不可開交時，直隸一帶的義和拳活動已經風雲初現。當年5月底，義和拳進入涿州，並進而破壞鐵路逼近到豐台後，近畿形勢陡然緊張了起來。在觀察了幾天後，局勢仍未有平息的跡象，於是慈禧太後命大臣趙舒翹與何乃瑩前往涿州進行實地調查並進行招撫，勸導拳民們“一齊解散，各安生業”。
隨著局勢的惡化，榮祿再也坐不住了，他在5月底銷假回朝。盡管他在上朝後一日連上七道奏折，但力挽狂瀾的最好時機已經失去了。6月6日，在榮祿的再三懇求下，慈禧太後召集各王公大臣來討論當時的緊急形勢。會上，端王載漪、剛毅等人聲稱義和拳是忠心於國的義民，如果給予上等軍械並好生操練，即可成為有用的勁旅，正好可以用來抵禦洋人。
載漪等人出於自己集團利益的考慮，他們的強烈表態和眾口一詞基本把持了會議。盡管一些大臣明知義和拳都是些騙人的把戲，但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敢表達自己的看法，比如為人圓滑的軍機大臣、大學士王文韶便在會上未置一詞，而榮祿稍表異議，便立刻遭到載漪等人攻擊，這次會議幾乎被仇洋的一派所控製。
盡管如此，榮祿的立場對慈禧太後還是有很大影響的，再加上趙舒翹前往涿州實地調查尚未回來，因此，她暫時未能在剿和撫之間做出決斷。頗為諷刺的是，軍機大臣、大學士剛毅擔心趙舒翹會得出不同於自己的調查意見，於是他主動請纓，要求前去涿州、保定一帶招撫拳眾，並乘機在趙舒翹回報朝廷之前將他的嘴堵上。
事實上，趙舒翹到了涿州後，看到義和拳都是些市井無賴、乞丐窮民，本已經灰心喪氣。但剛毅來後，義和拳在他麵前表演神功，剛毅上當受騙還深信不疑，殊不知這隻是義和拳早已設好的騙局。等到剛毅和趙舒翹等人會合，剛毅強烈主張“拳民可恃”，而何乃瑩則唯唯從命，趙舒翹雖然心裏反對，但因為自己進入軍機處是靠剛毅的推薦，於是也隻好聽從了剛毅的意見，回京後含糊其辭地複命了事。
對於涿州一帶局勢的惡化，外國公使們也很緊張，特別是在長辛店、豐台等車站被義和拳燒毀後，其更是不顧清廷的反對而從天津調入約450人的使館衛隊。進入6月後，混亂的局勢沒有絲毫的好轉，華北地區的傳教士、教民甚至外國鐵路工程師被拳民所殺的事件屢有發生。6月10日，西摩爾率各國聯軍兩千多人從天津乘火車強行進京。而在同一天，端王載漪、啟秀等四人進入總理衙門，更是加強了清廷中仇洋派的勢力。
西摩爾聯軍進軍北京的消息傳開後，以端王載漪為首的仇洋派徹底控製了朝政。在他們的鼓勵之下，大批的義和拳從6月中旬開始相繼湧入北京和天津。而在此之前，深州、通州、靜海縣城等地也已在不同程度上被義和拳所占據或控製。在直隸省城保定，5月底城中便已是團民充斥，局麵失控。
當時某士大夫記載了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說拳民們“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大都是一些年輕的“鄉間業農粗笨之人”“以大紅粗布包頭，正中掖藏關帝神馬，大紅粗布兜肚，穿於汗衫之外。黃裹腿，紅布腿帶，手持大刀長矛、腰刀寶劍等”；至6月18日更是達到高潮，“不分晝夜，魚貫而來……通衢大街，盡是大兵，團民滔滔而行”；等到6月21日清廷發布宣戰上諭時，進京的拳民已經達到十幾萬人甚至更多。值得注意的是，進京的拳民大都沒有組織性，隻是以各自的家鄉為標識，其中大多來自直隸中部地區和順天府各州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