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為攻打使館的主要力量是義和拳，其實並非如此。事實上，即使清廷在詔書中稱義和拳為“義民”，但這並不意味著清廷已與義和拳合流。因為義和拳被招撫後，他們沒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門下而仍舊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無組織的特性。那些已編為鄉團的拳民們並不甘心受官府的約束調遣，就連在端王府“掛過號”的義和拳首也曾直截了當地跟載漪說：“王所遵者皇上，我們遵者玉帝。”拳民們不肯受撫，其“桀驁相競”的混亂狀況，各地方官也束手無策。
在義和拳最鼎盛時，他們對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員們公然藐視，甚至連官員也敢殺，譬如，神機營翼長慶恒（二品高官，清軍副都統）等人就被義和拳尋仇而殺，一家大小十三口無一幸免，連載漪等人都不敢過問。當時的一些達官貴人，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等人的家中都被拳民們搶劫（最可笑的是，徐桐乃是義和拳的鐵杆支持者）。
由此或許可以看出，在京城已經失控的情況下，慈禧太後對義和拳的招撫不過是權宜之計，目的是安撫拳民、防止拳民暴動；而其對外宣戰則給了拳民一個怒氣的宣泄口，同時也在失控的局麵中維護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換言之，在局勢失控的情況下，清廷必須順應義和拳扮演一個“愛國愛民”的朝廷，如果貿然剿殺義和拳，恐怕等不到外國幹涉便已經亡於拳民之手了。
吳永在《庚子西狩叢談》中記載了當時慈禧對失控局勢的描述：拳民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出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了。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法不及眾之憂、尾大不掉之勢”，在麵臨危機考驗時，決策者隻能暫時順應民意所指，不然即會引火燒身。隻有領悟到這點，才能體會到慈禧太後“宣戰詔書”的深刻含義，這也是這個所謂的“宣戰詔書”對內而不對外的原因所在了。
要消弭義和拳，必須另設計謀，正如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稱的，“現禁城有拳團三萬餘人，來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變，既不能部勒使受約束，不如導使隨往津禦洋兵，少兩得之。”換句話說，這就是在表麵“招撫”的名義下，將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減輕朝廷的危險和壓力；同時，又可以通過拳民們暫時抵擋一下洋人的軍隊，稍微延緩其進軍北京的速度；再者，又可以借洋人之手消滅義和拳，或者清軍幹脆直接上陣剿殺。很顯然，慈禧太後這種“中外平衡、一石雙鳥、多重功效”的陰險策略，恐非拳民們所能洞察的了。
不過，在圍攻使館的具體問題上，拳民們就不宜衝在第一線了。道理很簡單，使館區的衛隊不到五百人，如果讓拳民們一擁而上，顯然會將那些外國公使和使館中的洋人們屠殺殆盡，這將給未來的談判造成不可彌補的後果。對於這點，慈禧太後還是很清醒的，雖然她很痛恨洋人，但絕不能去冒這種風險。
由此，從拳民們進入北京到使館最終解圍，除了極少數拳民的的零星活動外，義和拳自始至終都沒有能夠直接地、大規模地進攻過使館區，這遠未構成對使館的真正威脅。事實上，義和拳並不是不想去焚燒或進攻使館區，而是他們做不到。正如當時人記載的，拳民們在清軍進攻使館時，隻能在使館區外“升屋而號”，這說明他們完全被隔離在戰線之外，因為早在6月16日時，榮祿的武衛中軍便奉命保衛使館，義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館區。
解決了這一內部問題後，再來看使館之圍就沒有那麼複雜了。很顯然，慈禧太後對於外國公使們決無加害之意，而她一再要求公使們離開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過希望在局麵失控中盡量減輕自己的壓力或者說試圖甩掉這個包袱，而絕不是公使們認為的“有預謀的大屠殺”。如果做一個大膽推測，假如公使們真的在6月下旬在使館衛隊和清軍的保護下離開北京前往天津，庚子年的災難可能會小得多。當然，在當時義和拳蜂起的局麵下，公使們懷疑清軍的保護能力甚至動機也不是沒有道理，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構成的。
從6月20日下午開始，使館區便陷入了清軍的“圍攻”之中。不過，清軍進攻使館倒也不完全是佯攻，而是半真半假、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進攻開始後，首先受到攻擊的是劃在使館區之外的比利時使館和奧地利使館，由於這兩個使館的人員已經基本撤退到英國使館，因此，留守的衛隊士兵幾乎未經抵抗便撤出。當天晚上，這兩個使館就被大火燒毀。
使館衛隊緊接著放棄的是荷蘭使館和意大利使館，因為荷蘭使館在使館區外，而意大利使館處於使館區防線的突出部位，兵力薄弱，難以防守，因此清軍一進攻，使館衛隊便主動放棄。意大利人撤出後，使館便被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