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的第十年（1904年），也就在當年的戰場上，日俄戰爭爆發了。兩個強盜在中國國土上大打出手，主人卻既無奈又無恥地高掛“免戰牌”，宣布在這場令國人感到恥辱的戰爭裏“嚴守中立”。史料裏沒有記載慈禧太後當時是怎樣的心情，但無論誰是這場戰爭中的贏家，清廷這種夾起尾巴做人的鴕鳥政策都將令後人感到羞愧。
不過，戰爭的結果卻意外地為突破當時新政的瓶頸提供了契機，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國人親眼目睹這小小的島國日本，竟然將老牌的沙俄帝國打翻在地，這個令人驚詫的結果，不免讓國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國人看不起的東洋小鬼子，究竟是從哪裏獲得的力量呢？假如說甲午年中日本戰勝中國是“以國運相搏”、還有點運氣成分的話，這次日本擊敗強大的沙俄，算是讓國人徹底無語，並且心服口服了。
長期積壓的危亡意識和變革要求，終於在這場令人蒙羞的戰爭後得到了宣泄的機會。日本的勝利隨後引發了國內的一場大討論，當時素有清議之名的《大公報》發文稱：“日立憲國也，俄專製國也，專製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製國無不敗。”在《大公報》的帶動下，國內報刊的輿論情緒極度高漲，當時大多數人士都認為，日本的勝利是立憲政體對專製政體的勝利。
據當時《東方雜誌》稱，當時上自勳戚大臣，下至校舍學子，無一不爭相談論“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這種萬民交議的氣氛也影響了朝中大員們，如袁世凱、張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輿論的推動下向朝廷上書，請求實行立憲政體。就連當時的駐外使臣們，也都紛紛奏請清廷仿效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立憲政體之國。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後難免也有些動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發了一道諭旨，其中采納了這些上書中提出了的一個建議，即派遣官員出國考察其他國家憲政，為中國的立憲做準備。慈禧太後宣布派遣官員出訪日本及歐美等國家進行政治考察的表態立刻成為重磅新聞，當時的主要報紙都在顯要位置刊登了這道簡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諭全文。不僅如此，各報刊還紛紛組織人手針對“考察政治”一事做了連續的專題報道和評論，各地民眾也是翹首以盼，寄予厚望。
對於出國考察的官員名單，慈禧太後也頗費了一番思量，她最終確定了五位官員，分別為鎮國公載澤、戶部左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和商部右丞紹英。這五人的身份和官職不一，既有皇室成員，也有地方大員；有負責財政的，也有負責軍事的，以求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出發之前，慈禧太後還特意召見了端方，讓他帶上些宮廷禦用點心路上充饑。慈禧太後當時很有誠意地問端方：“如今新政已經實行了幾年，你看還有什麼該辦但還沒有辦的？”端方說：“尚未立憲。”慈禧太後問：“立憲有什麼好處？”端方說：“立憲後，皇位可世襲罔替。”慈禧太後聽後大感興趣，於是命其細細說來。端方遵旨講述，講了大概有半個多小時，慈禧太後聽後連連點頭，若有所思。
除考察大臣的人選問題外，出洋經費的籌措也是件難辦之事。按說，堂堂一個大清帝國，這點小銀子算不了什麼，但當時的庚子賠款讓清廷財政很是吃緊，而大臣出洋考察是臨時派遣，當時又無預算製度，所以經費得由地方上來籌措。不過讓人沒想到的是，一向對交銀子推三阻四的各省督撫們這次表現卻異常的積極，直隸、湖北和江蘇各認籌十萬兩出使經費，就連新疆這樣的邊遠窮省都認籌了一萬兩。兩個月後，各省便籌集了考察團的預算費用共計八十餘萬兩銀子。
按照最初的計劃，考察團在五位大臣的率領下，兵分兩路，一路由載澤、戴鴻慈和紹英帶隊，前往俄美意奧等國，重點考察憲政；另一路則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領，前往英法德等國，主要是各國實業方麵上的考察。孰料，正當考察團準備妥當預備出發時，卻又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
1905年9月24日，正陽門車站熱鬧非凡，到處彩旗飛舞，鑼鼓喧天，為五大臣特意準備的列車早已準備妥當。當時前來送行的人很多，有各部官員、各國駐外使節，還有一些學校的學生也穿著製服、奏著軍樂為五大臣送行。人群中，各大報社的記者忙前忙後，他們拿著最新穎時尚的照相機，精心拍攝著當時的盛況。
在親朋好友和朝中官員的簇擁下，頻頻作揖的五位考察大臣不像是出洋考察，倒像是已經凱旋的英雄一般。一行人準點來到京城外正陽門車站後，便準備從這裏乘火車前往天津。當時的場麵人聲鼎沸，五位大臣和前來相送的同僚們說著“一帆風順、早日歸來”的客套話，隨從們指揮著仆役搬運行李上車，新聞記者們則抓緊時間拍照和采訪，以便回報社後發出最新的報道。
一片喧囂聲中，五位大臣登上火車，載澤、徐世昌、紹英三位大臣坐在前麵車廂，戴鴻慈和端方則坐在後麵車廂裏。正當他們和那些送行的人揮手致意時，火車開始慢慢啟動，準備駛離正陽門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