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這幾個不同的《壇經》版本，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間順序的推近，《壇經》的字數不斷在增加，從唐代的法海本有一萬二千字左右到北宋的契嵩本和元代的宗寶本的二萬以上的字數，時間越晚，字數越多，這說明了《壇經》在其發展流布中，被惠能門人和惠能後學不斷添加增改，最終得以形成現在的麵貌。這一點在惠昕和宗寶的序言中都有所交待，其實早在惠能去世後不久，就有修改或篡改《壇經》的現象出現。我們認為曆代的篡改這一史實是確鑿無疑的，但是，惠能門人及惠能後學出於對禪宗發展的推動、對禪宗南宗地位提升的需要，對《壇經》進行的增改，在今天看來都是合乎情理的，是曆史的必然。它們已經成為禪宗禪學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值得我們今天去學習和研究。
另外，關於《壇經》的注疏，曆來很多。比較重要的有契嵩的《法寶壇經讚》、天柱的《注法寶壇經海水一滴》五卷、袁宏道的《法寶壇經節錄》、李贄的《六祖法寶壇經解》、亙璿的《法寶壇經要解》、益淳的《法寶壇經肯窾》五卷、青巒的《法寶壇經講義》一卷、丁福保的《六祖法寶壇經箋注》一冊等。近年來流行的是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的郭朋的《壇經校釋》。
五 《壇經》與中國文化
“《壇經》不僅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換期，同時也是佛教對現代思想界一個最具有影響力的活水源頭，它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的本質所在，也表現了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一份奇特的生命智慧”。確實，作為禪宗的宗經寶典的《壇經》對中國佛教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和變化都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從佛教發展內部而言，首先惠能在中國佛教史上引發了“六祖革命”，而產生的禪宗經過發展和壯大，最終成為中國佛教的代表。其次，《壇經》的思想對中國佛教思想的內在理路和架構也影響重大，包括了把傳統佛教的真如佛變為心性佛、把傳統佛教的佛度師度變為注重自性自度、把傳統佛教強調修禪靜坐變為注重道由心悟、把傳統佛教強調經教變為注重不立文字和把傳統佛教強調出世間求解脫變為注重即世間求解脫。
《壇經》中強調在世間求解脫的主張引發了傳統佛教的人間化、生活化，並將世間法和佛法相結合、相統一。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正是遙接了這一主導思想順勢而起的。“人間佛教”即主張做人即是作佛，世間法皆是佛法，這正是與《壇經》思想相契合的，也正是《壇經》思想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在近代的表現。
除此，《壇經》也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有著一定的影響。《壇經》是中國佛學儒學化的代表作，它的最大特點是把佛性心性化、人性化。將印度佛教的真如、佛性、法性、如來等原本具有抽象本體性質的真心轉變為眾生當下鮮活的現實人心，建立了一個以當前現實人心為基礎的心性本體論體係。《壇經》的心性論思想表明了惠能禪宗強調本自清淨的自心圓滿具足，其最終落實點是在自我的心性上，《壇經》中的心性問題直接導引了宋明理學的開端，啟發了宋明儒學心性本體論的建構，促使儒家學說在宋明時期的自我轉化和自我突破，使得中國傳統哲學出現一次重大轉折。
在中國文化藝術方麵，《壇經》的影響作用亦不可忽視。作為中國古代文化之冠冕的詩、書、畫所以特別注重“意境”、“氣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深受佛教注重“頓悟”的思維方式的影響。詩與禪都重視內心體驗，重視啟示與象征，都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另外，從曆史來看，自唐代禪宗確立之後，禪就在詩歌創作中，在士人的心靈生活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書法可以說是中國人從最高境界落實到人倫日用、從抽象思維回歸到形象世界的最直接途徑和第一手段之一。禪與書法的關係，有學者認為是一種體用關係：禪為書之體，是書法的創作源泉；書為禪之用，是禪的最恰當的表現方式之一，二者的關係非常緊密。其實禪對書法藝術的影響是多方麵、多向度的，有禪僧寫書者，有書家習禪者；有藝術流派對禪宗形式上的借用和模仿，也有在書法創作品評上，與禪的審美意境和審美追求內在同構和互通，更有將禪定之意作為書家確立的書法創作心態和創作要旨。
禪宗哲學思想和思維方式也對中國繪畫的創作和審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的畫家常運用這樣禪意的思維方式於繪畫創作。另外，就繪畫史而言，自唐代始，即有王維開創的文化畫，王維本人潛心向佛並進一步以佛理禪趣入畫，開創了中國禪意畫之先河。到了明代，禪對中國繪畫史產生了形式上最直接的影響，其結果就是董其昌南北宗論的提出，他倡導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繪畫流派說。這一明顯受禪宗南北宗之劃分的影響而產生的理論，為中國書畫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在以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佛教是一個注重形象宣傳和教化功能的宗教，自漢代傳入中土以來，為了進一步弘揚佛法，傳播教義，與中國的文化藝術相結合，共同創生了宏大絢爛的佛教藝術文化。這一創造過程同時也是對中國文化藝術進行滲透、影響和改變的過程。
本書的修訂得到了白光博士的襄助，在此謹致謝忱！
尚榮於南京大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