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男人和幾個女人的離奇故事。一座叫華北油田的城，生長鑽塔林和采油樹，也生長情欲和愛情。穿過一身油泥工裝的解子石，有了嶄新的身份，他苦心經營的初戀被說成是偷來的，他寧可相信是搶來的。隨後他遭遇了強大的情敵：以寬容、執著、自責和自虐為武器的王國恒。扮演過跟兩個男人初戀角色的吳淑媛，選擇了離開。
田苗的端莊排除了衣飾就變形了，她用身體擺渡解子石的痛苦和絕望，放浪的性體驗不能抵達更遠。金慧的美仿佛一碰就碎了，她和解子石經曆了極端的壓抑和變相的放縱，上演了一出殘酷的處女保衛戰。
中國人的故鄉都在農村，不管是曆史的雲還是現實的霧，故鄉決定了你的起點、視野、標準和參照物。我離開解家寨，是沿著時代的路徑出發的，至於前麵等待我的是什麼，一無所知。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農村人。
我父母的結合，是典型的時代的產物。單從我的角度看，也可以說是時代的功勞。要不是時代使然，他們根本就不可能認識，更不可能結合，又哪裏來的我呢。用當時最流行的階級觀點來說，我父親和母親的出身，根本就不是一個階級。我母親出身於一個地主家庭，我父親出生於一個純粹的農民家庭。這樣的家庭構成，在共和國的早期，沒有一次政治運動不波及我們家。
我姥爺是個縣級的地主。怎麼地主還分行政級別嗎？當然了，不是地主分行政級別，而是需要用行政範圍來界定級別。就像現在人們常說的全國首富、縣首富、村首富一樣，過去的地主也是有大有小。我說我姥爺是個縣級的地主，不是沒有依據的。
一個是聽我哥哥說過，“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縣階級鬥爭材料中有對我姥爺的介紹，說他雖然不是我們縣土地最多、財產最多的地主，卻是我們縣最腐朽、最沒落的地主。因為隻有他們家分大小灶，主人常年住在城裏，最會享受，最富有剝削性。我們縣第一台留聲機，第一台發電機，第一台抽水機，都是我姥爺從外麵倒騰回來的。在早年，那日本造的電動抽水機弄得鄰居家土井裏不出水，就是我姥爺的一大罪狀。
另一個依據是，我姥爺家被砸明火的強盜光顧的次數最多。主要原因是有錢，沒人。我姥爺一共有五個女兒，最後總算生了個兒子，就是我的舅舅。我母親是他最小的女兒，比我舅舅還大了兩歲。因為我姥爺家代代單輩兒傳，男丁一直不興旺。我舅舅作為一個男人不但不能在鄉下頂門立戶，在城裏都是東躲西藏、深居簡出的，生怕被誰綁了肉票。由於千頃地一棵苗兒，據說我舅舅小時候被寵得沒有一點樣子。在村裏他想砸誰家的東西，管家就會說：讓我們家少爺砸吧，砸了東家賠你新的。
女兒裏隻有我母親是讀過書的，並且陪著我舅舅一直讀到了北京。
據我舅舅說，我母親雖然一直陪護著她這個寶貝疙瘩一樣的、唯一的弟弟，其實我母親是看不起他的，總是笑話他上的朝陽大學是私立大學，不如她上的師大是國立大學。我隻記住了這麼個名字，我根本不知道當年的朝陽大學是個什麼東西，就知道北京有個朝陽區。1990年我在新疆塔裏木參加石油大會戰，華北石油局的二把手陳經理是個老北京人，我們都叫他陳大爺，有一次閑聊時我說起了這段典故，陳大爺立即瞪大了眼睛說：你舅舅上過朝陽大學？
我說：是啊，我都沒聽說過，是現在哪個大學的前身嗎？
陳大爺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卻接著說：你姥爺一定是個大地主吧？
不等我回答，他又接著說：我小時候就住在朝陽大學的邊上，據說國民黨有一半兒的偽縣長，都出自朝陽大學，全是大地主的孩子！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時，我母親和舅舅都還沒畢業，班裏很多反動學生在大軍進城前跟著國民黨南逃了，我母親和舅舅作為進步學生留下來迎接解放，所以我母親的學曆隻能算是肄業。解放時，我母親和舅舅都成了縣裏最早的教師。改革開放後，流落海外的一些“反動”學生第一次回國，省裏、縣裏的接待空前隆重，他們在北京住的高級賓館，我母親這個當年的進步學生，都不能隨便進入。母親見過在美國做醫學教授的一個女同學後，回來說跟人家根本找不到話說，此後就再也沒有去參加過類似的活動。
我父親，是一個純粹的農民出身的苦命孩子。我爺爺死得很早，我父親是老大，下麵依次還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爺爺死的時候，父親才十七歲，下麵的弟弟妹妹都還沒有長大，家裏隻有幾十畝薄田，一家人生活得非常艱難。因為爺爺去世後家裏沒有了頂梁柱，隻有我父親一個半大孩子支撐家庭，就難免受到村裏族人的排擠和欺辱。雖然我並沒記住受欺負的具體事例，但多少年裏總是不斷聽到父親和叔叔們，提起過去受欺負的無奈和義憤。
在那種情況下，我父親不但沒有被生活的重擔壓垮，反而想用自己的艱苦勞作改變悲慘的命運。兩件後來被村裏人推崇的事例，可以印證父親當時的心氣兒和成就。
第一件事是，我父親不到二十歲就已經是全活兒。全活兒，是解家寨的一句土話，也是一種對於農民來說很高的讚美，它的意思就是說農村的所有活計沒有什麼不會幹的，也沒有什麼幹不好的。那個時候的農村活計可謂千奇百怪，並且全部都是純手工勞動，很多人當了一輩子農民都不敢稱全活兒。說誰是全活兒，那已經是很高的評價，而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被稱為全活兒，擱現在來說可謂是超級勞模了。
另一件事，是我父親為了多打糧食發家致富，竟然集中全家的財力和人力，在自家貧瘠的土地上打了一口水井，一舉改變了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和在村裏的形象。現代人，尤其是城市人，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個時代一口水井意味著什麼，我其實也不太明白，是有一句俗話，才使我開始認識和想象一口土井的意義與價值。這句話叫：寧蓋三座宅，不打一口井。住宅的價值之大和難度之高，在這個天價樓市的時代應該是不難理解的，但是一口水井的難度和價值，卻遠遠高於幾座住宅，至於為什麼，我隻能靠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來解釋一下了。首先，打水井的技術含量和危險性都很高；其次，井不但是農村和農民最深的根基，更是重大的遺產和財富；最後，有關的人文依據也印證了井的珍貴和重要，故鄉又被稱為鄉井，被迫離開故土稱為離鄉背井。水是生命之源，井和田更是分不開的，足見打井是重大的基礎建設和戰略性投資。
我父親艱苦卓絕的努力，並沒能改變這個家庭的苦難命運，緊接著兵荒馬亂的年代就到來了。日本人的炮樓修在了隻有兩華裏的鄰村。因為兄弟多，父親被國民黨強行征兵。幾個月的軍訓一完，大夏天竟發下了冬衣，聽說要往外蒙古開拔了，他當即開了小差兒。因為害怕國民黨地方勢力追究，他沒敢回家，就在家鄉附近參加了共產黨的趙元寧邊區武工隊。趙元寧不是個人名，而是趙縣、元氏縣、寧晉縣三縣的簡稱。所謂武工隊也不是像書和電影《敵後武工隊》裏描寫的那樣轟轟烈烈，這個武工隊隻有十來個人，主要是發動群眾減租減息什麼的，大多是支持和配合太行山裏的正規軍，雖然有槍卻很少打仗。
我父親由於有兩年夜校的文化底子，還會打珠算，就擔任了糧秣主任的職務，其實就是負責糧食和草料的小官兒，他卻幹得非常認真、負責。這裏我必須承認，我父親離開國民黨軍並參加共產黨，跟覺悟和遠見可能沒有多少關係，而主要是他不想遠離家鄉，或者說是不想離鄉背井，抑或是不想離開他親自打的那口土水井，沒準兒還惦著天下太平之後回家繼續種地呢。
日本投降後，國共之間的戰爭隨即開始，我隻記住了他說過的一件事。好像是打天津的時候，我父親帶領一隊糧車向前線送糧，走到任丘、文安一帶時，遭到了國民黨飛機的轟炸，糧車無法控製都跑散了，等於一粒糧食也沒能送到前線。他不敢回去交差，讓參加押運的幾個民兵回去彙報，而作為主要負責人的他，卻在任丘北漢附近的一個村子裏隱居了下來。一直等到年底，他想家想的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父親說就是被槍斃，也要回到家鄉去死，於是他就回去了。回去後才知道，並沒有人追究他的過失，武工隊已經編入正規軍南下了，他等於自動脫離了組織，隻好去找地方政府說明情況。一個熟悉他情況的縣領導，讓他重新填表參加了工作。為了提高文化知識，組織上先安排他參加文化培訓班，也叫工農速成班，我母親此時正是工農速成班裏的臨時代課老師。舊知識分子出身的人，尤其是女士，找工農幹部結合，是那個時候的潮流和時尚。經人介紹，我的父親、母親終於走到了一起，兩個階級、兩種出身的人，組成了一個家庭，一個帶有明顯時代烙印的家庭。
我六歲時回到了自己真正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