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記者同爸爸和我擁抱。他們匆匆參觀了我家的小農莊，看了我們的白薯地、防野狗的籬笆、圈裏的綿羊和鴯鵲。屈瓦勒先生歎息道：
“我無法想象，波利尼西亞人，一個在大洋上馳騁的海洋民族，最終被困在陸地上。”
媽媽聽見了，28年的貧窮讓她變得牢騷不平，逮著誰都想發泄一番。她尖刻地說：“能有這個窩，我們已經很感謝上帝了。我知道法國還有一些海外屬地，那些地方很適合我們的，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為圖瓦盧人騰出一小塊地方？”
忠厚的屈瓦勒先生臉紅了，沒有回答，弄得爸爸也很尷尬。
這時李雯小姐在我家的牆上發現了一個刻有海圖的葫蘆，非常高興，問：“這是不是就是傳說中波利尼西亞人的海圖？”
爸爸很高興能把話題扯開，自豪地說，沒錯，這是一種海圖。另一種海圖是在海豹皮上綴著小樹枝和石子，以標明島嶼位置、海流和風向，我家也有過，現在已經腐爛了。他說，在科技時代之前，波利尼西亞人是世界上最善於航海的民族，浩瀚的東太平洋都是波利尼西亞人的領地，雖然各個島相距幾千海裏，但都使用波利尼西亞語，變化不大，互相可以聽懂。各島嶼還保持著來往，比如塔希提島上的毛利人就定期拜訪2000海裏之外的夏威夷島。他們沒有蒸汽輪船，沒有六分儀，隻憑著星星和極簡陋的海圖，就能在茫茫大海中準確地找到夏威夷的位置。那時，波利尼西亞民族中的航海方法是由貴族（阿裏克）掌握著，我的祖先就是一支有名的阿裏克。
李小姐興高采烈地對著葫蘆照了很多相，霍普曼先生催她說：咱們該出發了，那邊的人還在等著我們呢。
我們上了直升機，媽媽堅決不去，說要留在家裏照顧牲畜。當然這隻是托詞，她一直對爺爺心存芥蒂。爸爸歎息一聲，沒有勉強她。
聽說今天有幾千人參加降旗儀式，有各大通訊社，有環保人士，當然也有不少圖瓦盧人，他們想最後看一眼故土和國旗。所有這些人將乘“彩虹勇士”號輪船到達那兒。
直升機迅速飛出澳大利亞內陸，把所有陸地都拋到海平線下。現在視野中隻有海水，機下是一片圓形的海域，中央凸起，圓周處沉下去，與凹下的天空相連。我們在直升機的噪聲中聊著，霍普曼先生說，在世界各民族中，波利尼西亞人最早認識到地球是球形，因為，對於終日在遼闊海麵上馳騁的民族來說，“球形地球”才是最直觀的印象。如果哥白尼能早一點來到波利尼西亞諸島，他的“太陽中心說”一定能更早提出。
直升機一直朝東北方向飛，但機下的景色始終不變。這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直升機是懸在不動的水麵上，動的隻有天上的雲。法國人屈瓦勒先生把一個紙卷塞給我，說：
“普阿普阿，我送你一件小禮物。”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保羅高更的這幅名畫。高更是法國著名畫家，晚年住在法屬塔希提島上，在大洋的懷抱中，在波利尼西亞人的土著社會中--他認為這樣的環境更接近上帝--重新思考人生，畫出了他的這幅絕筆之作。畫的名稱是：
“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
一個12歲男孩還不能理解這三個問題的深意，但我那時也多少感悟到了畫的意境：畫上有一種濃豔而夢幻的色彩，無論是人、狗、羊、貓還是那個不知名的神像，都像是在夢遊中。他們好像都忘了自己是誰，正在苦苦地思索著。我大聲說出自己對這幅畫的看法：
“這幅畫--還不如我畫得好呢。你們看，畫上的人啦狗啦貓啦神像啦，都像是沒睡醒的樣子！”
三個記者都笑了，屈瓦勒先生笑著說：你能看出畫中的夢幻色彩，也算是保羅高更的知音了。霍普曼先生冷峭地說：
“恐怕全體人類都沒有睡醒呢。一旦睡醒，就得麵對那三個問題中的最後一個，也是最現實的一個--當我們親手毀了自己的挪亞方舟後，我們能向何處去？上帝不會為人類再造一條新挪亞方舟了。”
圖瓦盧到了。
完全不是我夢中見到的那個滿目青翠、妖嬈多姿的島群。它已經完全被淹沒了，基本成了暗礁，不過在空中還能看到它，因為大海均勻的條狀波紋在那裏變得紊亂，飛濺著白色的水花和泡沫，這些白色的紊流基本描出了九個環礁島的形狀。海麵之上還能看見十幾株已經枯死的椰樹，波峰拍來時椰樹幾乎全部淹沒，波峰逝去時露出椰樹和一部分土地。再往近飛，看到椰樹上搭著木板平台，一個簡陋的棚子在波濤中隱現，不用說，那就是爺爺居住了28年的地方。最高的一棵椰樹上綁著旗杆，頂部掛著一麵圖瓦盧國旗，因為濕重而不會隨風飄揚，隻有當最高的浪尖舔到它時，它才隨波浪的方向展平。國旗已經相當破舊褪色，但--我看見了右下角的九顆星星，它並沒有像夢中那樣變成融化的冰晶。
爺爺一動不動地立在木板上迎接我們，就像是複活節島上的石頭雕像。
“彩虹勇士”號遊船已經提前到了，它怕觸礁，隻能在遠處下錨。船上放下兩隻小筏子，把乘客分批運到島上。我們的直升機在木板平台上艱難地降落，大家從艙門跳下去，爸爸拉著我走向爺爺。很奇怪的，雖然眼前的景色與我夢中所見全然不同，但爺爺的樣子卻和夢境中非常相像：全身赤裸，隻在腰間圍著一塊布，皮膚曬成很深的古銅色，瘦骨嶙峋，亂蓬蓬的發須蓋住了臉部，身上的線條像刀劈斧削一樣堅硬。
爸爸說：普阿普阿，這是你爺爺，喊爺爺。
我喊了一聲爺爺。爺爺把我拉過去，攬到他懷裏，沒有說話。我仰起頭悄悄端詳他，也打量著他的草棚。棚裏東西很少，隻有一根魚叉，一個裝淡水的塑料壺，一籃已經出芽的白薯，它們都用棕繩綁在樹上，顯然是防止浪濤把它們卷走；地上有一條吃了一半的金槍魚，用匕首紮在地板上，看來是他的早飯。現在雖是落潮時刻，但浪子大時仍能撲到木平台上，把我們還有幾位記者一下子澆得全身透濕，等浪頭越過去，海水迅速從木板縫隙中流走。我想，在這樣的浪花飛雨下，爺爺肯定不能生火了，那麼至少近幾年來他一直是吃生食吧。這兒也沒有床，他隻能在濕漉漉的木板上睡覺。看著這些，我不禁有些心酸--爺爺一個人在這兒熬了整整28年啊。
爺爺攬著我，攬得很緊，我能感覺到他對我的疼愛，但他一直不說話。也許28年的獨居生活之後，他已經不會同親人們交流了。這時記者們已經等不及，李雯小姐搶過來，把話筒舉到爺爺麵前問：
“提卡羅阿先生，今天圖瓦盧國旗將最後一次降下。在這個悲涼的時刻，請問你對世人想說點什麼嗎？”
她說這是個“悲涼的時刻”，但她的表情可一點兒也不悲涼。看著她興致飛揚的樣子，爸爸不滿地哼了一聲。連我都知道這個問題不合適，有點兒往人心中捅刀子的味道，但你甭指望這個衣著華麗的漂亮姑娘能體會圖瓦盧人的心境。爺爺一聲不吭，連眼珠都沒動一下。李小姐大概認為他沒有聽懂，就放慢語速重複一遍。爺爺仍頑固地沉默著，場麵頓時變得比較尷尬。大概是為了打破這種尷尬，霍普曼先生搶過話頭，對爺爺說：
“提卡羅阿先生，你好。你還記得我嗎？28年前，你任圖瓦盧環境部長時，我曾到此地采訪過你，那時你還指著自己的院子說，海平麵已經顯著升高，潮水把你儲存的椰幹都衝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