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討論了30年代世界經濟聯係的削弱如何導致英、法、蘇、美四大國對德國的軟弱反應和德國的冒險政策。由於世界經濟危機導致金本位的崩潰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國際經濟聯係急遽下降，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得不主要依靠擴大內需來恢複經濟。在經濟利益內向性的製約下，各大國的軍備計劃、軍事學說基本上局限於有限製衡戰略，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對德國的綏靖政策。社會主義的蘇聯實行斯大林體製，政治上高度集權，軍事動員受到的製約較少，因而蘇聯能集全國的資源和力量建立起備戰體製。但是，蘇聯的外部製衡努力收效甚微。由於反製德國擴張的政策沒有得到西方實質性的響應和支持，蘇聯放棄了與西方結盟的外交戰略而轉向搭便車的謀求自保做法，在德國侵略波蘭前夕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以延緩戰爭的到來。在蘇聯看來，西方國家領導人受到利益內向的政治壓力，不可能作出可靠的製衡承諾。而在英法方麵，由於與蘇聯經濟交往比較薄弱，加之對蘇聯政治製度的成見，對蘇聯的製衡承諾也缺乏信心，致使三國締結軍事互助同盟的談判破產。而羅斯福由於國內孤立主義的壓力，不願也無力作出幹預歐洲均勢的舉措。四大國對德國威脅的軟弱反應，無疑鼓勵了希特勒的冒險性，使其放手實施侵略計劃。
第六章的案例討論了二戰結束後西方經濟的密切聯係如何有助於美國及其西歐盟國對蘇聯推行強硬的遏製戰略。二戰結束後，在自由貿易思想的推動下，馬歇爾計劃和其他一係列振興歐洲的援助法案的實施使美國和西歐之間建立了密切的經濟聯係和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而蘇聯及其勢力範圍所及的東歐國家則被排斥在西方經濟體係之外。美國執政者認為奉行擴張性意識形態的蘇聯構成了對西方國家的安全威脅，因而需要加以製衡。但美國決策者之所以能夠打破門羅主義傳統來向西歐提供安全保證，並能夠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獲得國內足夠的政治支持和經濟資源，對經濟因素戰略意義的重視以及美歐之間經濟聯係的增加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40年代後期，隨著西方經濟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美國國內主導性利益集團的經濟需求與戰略領導人的安全偏好逐漸一致，使其領導人有能力把對蘇聯的經濟遏製轉為軍事遏製。1949年，美國牽頭成立北約並向歐洲派遣駐軍，通過“軍援法”向其盟國提供軍事援助，製定NSC-68係列文件並為之撥款，進行大規模的重整軍備，從而使西方與蘇聯在歐洲形成穩定的戰略均勢，並維持了歐洲40多年的長和平（long peace）局麵。在對蘇強硬政策的背後，西方國家之間密切的經濟聯係起著非常直接的推動作用。
第七章是對研究的總結，指出本研究的理論和現實政策意義。從理論意義來說，本研究的結論暗示著，在均勢政治中，所謂屬於低政治（low politics）的國際經濟關係決非是與軍事安全、戰爭和戰略等傳統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無關的領域，而是後者的有機要素。對外經濟聯係既極大地影響到領導人在國際權力政治中的行動能力，也影響到其對外製衡承諾的可信度，而先前的均勢理論要麼看輕這一點，要麼沒有進行細致的討論。通過借鑒信號―博弈邏輯可以把單位和係統層次上的政治經濟進程整合到現實主義的均勢理論裏，提高均勢理論的解釋力。本研究的應用是根據本書所確立的理論分析框架來預測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政策反應，從而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思路。然而，正如國際關係研究者所公認，國際關係的研究是建立在比自然科學更為脆弱的理論基礎上，它忽略了現實中的許多因素，無法確定具體的“時點”（timing），這使得作出精確的預測不太可能，因而預測對學者而言就成為一項冒險的事業。但是，國際關係的研究的不精確預測並非沒有意義，它至少可以比較理論解釋的優劣，並可以告訴我們，在一定條件下更有可能或更少可能出現某些國際現象或政策後果，從而有利於廓清政策爭論中的混沌不清。
§§第二章 經濟相互依存與大國製衡行為的理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