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的討論表明，現實主義均勢理論不是一個充分的均衡模型。現實主義的均勢模型以國家行為受到結構約束、無政府的係統均衡能夠不斷重建為理論假設，對諸如稱霸、綏靖和戰爭這些嚴重偏離均勢的行為不能給予比較滿意的解釋。由於均勢政治是國家博弈的結果，又是國家博弈的場域，因此國家實際的製衡反應要遠比現實主義的理論預期複雜。為了增強均勢理論的解釋力，就不能局限於係統結構的分析，有必要考察係統過程和國內政治經濟過程對國家製衡決策的影響。而信號―博弈邏輯可以為此提供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
信號―博弈邏輯注重考察博弈者的偏好，認為博弈者的偏好是一種稀缺性信息，不容易被其他行為者所知曉。為了表明自己的偏好或類型，參加博弈的行為者釋放出一定的行為信號，其他行為者根據這個信號對該行為者的偏好類型形成一種認識或預期。這個過程決定著行為者的均衡戰略。舉例來說，啤酒―乳蛋餅模型（beer-quiche model）就是一個經典的信號―博弈過程。這是一個兩人博弈，假定在博弈開始的時候，雙方都不知道對手的策略選擇。其中的一個行為者具有恃強淩弱的無賴特點，他在博弈中首先要判斷對手的偏好（preference）是屬於懦弱者類型還是好戰者類型從而決定自己的策略選擇，即決定是否向對方進行挑釁。他形成這種判斷的依據是基於一種先定的認識（belief）（其實就是一種可能性估計），認為對手的偏好類型可以從對手所具有的某種特點，比如早餐所吃的飲食得知：如果對手早餐飲食吃的是乳蛋餅可能偏向於懦弱；如果對手早餐飲料喝的是啤酒則可能偏向於好戰。因此，該恃強淩弱者根據對手早餐飲食的信號（signal）來形成或調整自己對對手偏好類型的判斷，並進而決定是否掀起挑釁行為。而作為恃強淩弱者對手的均衡戰略，即他決定早餐吃什麼食品，取決於他對啤酒和乳蛋餅的偏好以及恃強淩弱者對自己所發出信號的可能反應。當然，博弈者刻意篩選並據以形成對方偏好判斷的信號可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差，從而導致非納什均衡組合的出現。但是，在連續的互動中，最終會形成一個穩定的信號係統，從而使得納什均衡穩定下來或者使互動在納什均衡附近的封閉軌道內運行。
把信號―博弈邏輯運用於均勢政治，也需要同樣假定國家都具有一定的選擇偏好，而這種偏好存在著不確定性，即國家之間對相互行為動機的準確判斷並不能十分確信。不過，不同國家的互動關係是一種行為信號的互動，如何根據對手或盟友的行為信號來判斷其行為偏好就成為至關重要的決策因素。實際上，國家的潛在行為經常被視為國家偏好標誌的信號。這個博弈模型可以說明1962年美蘇古巴導彈危機的情形。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近乎上述具有挑釁特點的欺軟怕硬者，由於美國的肯尼迪總統在整個導彈危機期間進行軍事部署的強硬姿態無異於是不惜發動核戰爭來維護美國戰略利益的明顯信號，蘇聯在收到這種最後通牒式的信號後最終放棄了在古巴部署核彈的打算。這個分析框架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權力政治中國家間互動的真實環境，可被用來解釋維持現狀和改變現狀的大國之間的相互製衡行為。本書之所以強調大國而不是小國的製衡反應，是因為在均勢政治中大國的力量對比和戰略調整是決定均勢能否形成的關鍵因素，現狀大國為了應對崛起國而作出的戰略角逐構成了均勢政治較量的主要內容，而小國隻是大國憑借實力進行角逐的砝碼，盡管這種砝碼效應在不同的地緣政治經濟條件和國際結構下可能起著或輕或重的作用。正如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所指出的那樣，“所有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次大國，其命運都從根本上取決於那些最有實力國家的決策和行為。”本書所說的大國，也采取了米爾斯海默的定義，即那些擁有充足的軍事資源，能夠承受與世界上最強大國家打一場全麵的常規戰；或具有承受他國核打擊的核威懾實力的國家。
跟啤酒―牛奶博弈相類似，我們可以根據國家的目標偏好把參與大國均勢政治的博弈者簡化為兩個基本類型：現狀維持國（status quo power）和被認為對現狀構成威脅的崛起國（risingpower），後者在國際關係文獻中通常被稱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現狀國和修正主義國家是國際理論中運用得最廣泛的主要概念，卡爾（E。H。Carr）在其著名的現實主義代表作《二十年危機》中不下十次提到現狀維持國，不過他沒有對之進行解釋。在現實主義者那裏，一個國家究竟是現狀維持國還是修正主義國家，有兩種界定的思路。一種以摩根索為代表，主要從權力分配的角度來界定國家的政策偏好，認為現狀國的政策是以維持某一特定曆史時刻存在的權力分配（distributionof power）為目標，而挑戰國的政策則是以推翻或更迭國家間的權力關係為目標。另一種以奧根尼斯基（A。F。K。Organiski）和傑斯克?庫格勒（Jacek Kugler）為代表，他們主要從遊戲規則的角度來界定國家的政策偏好，認為現狀國參與設計國際遊戲規則並從現行遊戲規則中獲益，挑戰國則是為了尋求與其新的實力相對應的國際地位和聲譽而力圖改變現行的國際遊戲規則。這兩種思路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強調權力的分配，對它而言，崛起國要增大權力隻能要求改變現有的權力配置，從而必然成為修正主義國家。後者則部分是依據國家的目標（inten-tion）而不是實力（capability）來指認現狀國，它提出的問題是，崛起國是否隨著相對權力的增加而希望或尋求改變國際遊戲規則？在它看來，崛起國並不必然是挑戰者，隻有那些因權力分配發生變化從而要求改變遊戲規則的崛起國才被看作是修正主義國家。筆者在分析過程中基本上采納了摩根索的定義。不過，筆者認為上述兩種思路並沒有內在的根本衝突，它們的分別從本質上是屬於測量的精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