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現狀國一般是現有秩序的霸權國或處於下降中的大國，其政策趨向在於維持現有的權力分配狀態並防止潛在的挑戰者崛起而導致其大國優勢的易位。比如，當今具有最強軍事實力和政治經濟影響的美國就企圖以“先發製人”的打擊來阻止任何潛在的敵人試圖發展超越美國軍事能力或者同美國軍事能力平起平坐的努力。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現狀維持國一詞可能會給人造成誤解，認為它不謀求增加國家的權力，或者不采取對外擴張的進攻型戰略。實際上，現狀維持國也謀求通過對外擴張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甚至使用武力來謀求更大的國際支配能力，其擴張目標既可能是安全驅動型（security-drivenexpansion），即通過增加軍事力量或通過聯盟安排來維持現狀，從而消除不安全感，也可能是非安全驅動型擴張（nonsecurity-driven expansion），即通過擴張來增加財富和威望或傳播意識形態。但是，現狀維持國擴張實力的根本動機是維持現有國際權力分配的結構，並進一步強化自己在這個結構中的地位。對此，摩根索說得很清楚，他指出，現狀國家的政策以維持權力分配的現狀為目標，但“這並不意味著現狀政策必然反對任何變化。它本身並不反對變化，而隻是反對任何會導致兩個或更多國家間權力關係發生逆轉的變化，比如說，A國從一流強國淪為二流強國，而B國則升至A國先前占據的顯赫地位”。相反，隨著崛起國實力的增長，其政策趨向於謀求對外擴張，即擴大對他國實施強製（coercive）行為的影響力，這其中包括了對外兼並領土的可能性。崛起國由於具有反轉現有權力分配關係的能力來獲得全球或地區性優勢，在均勢政治中往往成為其他國家的製衡對象。不過，現狀維持國是否采取製衡戰略或在什麼程度上進行製衡取決於其自身行為偏好，而現狀維持國的行為偏好有不同的類型，並不完全相同。有的現狀維持國領導人能夠通過國內動員承擔製衡和威懾崛起國的義務，有的現狀維持國領導人則缺乏這種能力。因此，現狀維持國是否選擇製衡或選擇在什麼程度上對崛起國進行製衡的行為傾向，可以表明它們的類型。
那麼，其他國家如何判斷現狀維持國的行為偏好呢？對於一個既定的現狀維持國而言，它的行為偏好究竟是什麼，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中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不可能完全依賴其先前的外交承諾來加以認定。但這並非表明完全無從識別國家的行為偏好是否為現狀偏好。因為，其他國家可以透過該現狀維持國的國內政治過程來認識其領導人得到國內政治支持或受到製約的信息（畢竟這種國內政治信息是不太容易進行偽裝或被遮蔽），因而依據國內政治過程的信息來形成對該現狀國的目標偏好的認知（即對該國行為偏好的一種可能性估計）有了比較可靠的保證。而且，這種認知隨著該現狀國所釋放的行為信號的更新而不斷調整。在對現狀國的行為偏好進行最終估計後，其他國家的戰略選擇也相應產生。而該現狀國也同樣在信號―博弈的基礎上，對自身的偏好順序進行權衡，對其潛在盟友和敵手的偏好和行為信號進行估計和解讀，從而決定在充滿著不確定性的均勢政治中是否或在什麼程度上對崛起國進行製衡。反過來，現狀維持國的行為本身又成為一種信號，其他國家根據對該現狀維持國行為偏好的認識來決定自己的戰略調整。因此，這裏的關鍵是要研究均勢政治中現狀維持國偏好的產生來源和其他國家在信號解讀基礎上形成的對這種偏好的認知。具體到本文就是，19世紀後期以來的均勢政治中，經濟的相互依存是如何影響了現狀維持國的偏好形成和信號解讀，也就是說什麼樣的經濟相互依存結構有利於現狀維持國作出強製衡反應，什麼樣的經濟相互依存結構決定了現狀維持國傾向於作出弱製衡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