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影響事物的各種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的探討是任何科學研究的最主要目的，雖然在這方麵社會科學要比自然科學困難得多。自然科學可以比較容易地控製變量並通過實驗來觀察和驗證變量關係，而社會科學的多數研究基本上不能做到在可控條件下取得人類行為的事實數據，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活動無法通過試驗來設計和複製，而且社會現象一經產生就具有不可還原和不可逆轉性。“即使是最無情的集權政府，無論它在社會控製方麵的手段如何有效，也很難對一個國家進行嚴格的科學試驗。”但是，既然社會科學要研究和解釋人類行為的因果關係，即那些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自然科學的一些研究準則對社會科學仍然具有指導意義和借鑒意義。因此，為了解釋社會現象的內在聯係，跟自然科學一樣，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必須首先確立需要研究的一組變量，然後根據它們之間因果關係的假設，對科學問題作進一步的證實或證偽評價。
根據這個原則，筆者首先假定現狀維持國的戰略領導人確認某個崛起國構成了對其安全利益的威脅，即崛起國對現狀維持國的挑戰被視為既定。當然，這隻是本書研究的一個限定性條件，其實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中，情報來源的誤差、意識形態的分歧、官僚機構之間的競爭甚至領導人的獨特性格都可能導致國家之間無法正確或充分地認知對方的戰略意圖，從而輕視或誇大別國的威脅並引起衝突。但無論如何，現狀大國的製衡戰略建立在對崛起國戰略意圖的認知基礎上，它需要判斷崛起國究竟是安於現狀還是顛覆現狀。如果現狀大國認為崛起國隻追求有限和合理的修正主義目標（limited revisionist goal），並且不挑戰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既存國際秩序，那麼現狀大國就可能通過承認崛起國的某些合理權益來換取現有秩序的穩定。反之，如果現狀大國認為崛起國有用武力進行擴張來改變現存秩序的野心，從而對自己至關重大的利益構成威脅，那麼就可能希望對崛起國實施遏製戰略甚至對之發動預防性戰爭。本書要研究的是，如果現狀維持國的領導人對崛起國戰略意圖的威脅性有明確的認知，它的戰略偏好及其信號解讀如何受到經濟相互依存狀況的影響，進而從中找到現狀維持國的製衡行為模式。解釋變量（explanatory variables）有兩個，即被威脅感（threat per-ception）和經濟相互依存，其中被威脅感是控製變量（controlvariable），經濟相互依存是自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
在本書中，作為自變量考察的經濟相互依存是指現狀維持國之間以及現狀維持國與崛起國之間的經濟聯係的類型。不過，相互依存雖然是當今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彙，其含義卻非常混亂，它幾乎成了所有跨國流動事物的代名詞，有時候它被當成一個心理學的名詞，即人們相互聯係的意識和觀念；有時候則被界定為人們之間相互聯係的一種物質條件形式，比如跨國公司和互聯網。相互依存固然是所有係統都具有的特征，但作為分析性概念的相互依存，它指的是“在一個體係中的行為體或者事件相互影響的情勢”，因此它既給國際體係的單位成員提供機遇，也形成製約。大多數學者認為，經濟相互依存是指國家間相互影響且都為此付出成本的一種狀態，因而經濟相互依存不僅意味著互相滿足需要的互惠關係，也意味著彼此不滿足需要的互損關係，也就是說處於經濟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國家不可避免地具有脆弱性的一麵。正如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的：“當互動行為產生彼此都付出代價的結果時，就存在相互依存；當互動行為不產生付出重大代價的結果時，就隻存在相互接觸。”這兩位學者進一步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敏感性（sensibil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問題，前者是指維持相互依存關係而付出的代價，後者是指進行政策調整來改變相互依存關係而付出的代價。一個在經濟上敏感的國家並不一定是脆弱的國家，國土遼闊、經濟資源豐富、實力強大的國家有能力控製自己的敏感性。隻要一個國家無法阻止他國對自己的經濟傷害的時候，脆弱性的問題就發生了。理查德?羅思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等人則區分了水平型相互依存和垂直型相互依存，前者以經濟體之間的人員、貨幣和商品的流動和交易作為衡量的尺度，後者以經濟體之間的指數價格變動的相關性作為衡量的尺度。總之，對相互依存的考察主要應該看外部經濟聯係的中斷將在什麼程度上造成國內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福利的損失（比如對生產、就業和通貨膨脹的影響等等），從而對國家的對外政策辯論和動員過程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思克蘭斯把相互依存定義為“一國的變化導致別國產生同樣變化的利益聯係”。這種利益聯係既導致各方的高度敏感性，也導致行為體相當程度的脆弱性，從而因為政策調整成本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政治領導人的政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