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經濟相互依存的動力而言，它並不是現代國際關係才產生的現象，而是一個曆史進程。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17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18世紀到19世紀商業資本和市場經濟在世界範圍的擴張運動。由於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突破和工業化、都市化、政治集中化以及大眾參與的現代化過程的深入，自給自足和相對封閉的封建社會和經濟越來越被打破，世界陷入越來越深的相互依存之中。作為現代化緣起的西方工業大國之間，無論對外貿易和投資的水平還是各國政策製定對國際因素的參考程度，在19世紀末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後的100多年裏，隨著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的擴張，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在範圍和程度上都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無論是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還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也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集權國家，國際性力量和國內各種勢力的互動構成錯綜複雜的聯係網絡，從這個意義來說，要對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作出真正的區分和理解已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應該指出的是，經濟相互依存作為一種趨勢性變化，並不意味著全球性的同質化過程，它始終強烈地表現出中心化（centralization）和分散化（diffusion）的雙重特點。比如，20世紀60年代以來，東亞國家與世界經濟有了更緊密的聯係，而非洲的眾多國家則更加邊緣化了。而且，自從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嚴重的危機與振蕩，國際經濟聯係不時大幅度萎縮。因此，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國際經濟相互依存呈現出不同的結構和特點。
更重要的是經濟相互依存的政治後果。正因為經濟相互依存打破了國家之間相對隔絕的狀態，造成了彼此之間更密切的接觸。沃爾茲曾提出了一個備受爭議的觀點。他認為，密切的相互依存意味著更密切的聯係，而更密切的接觸如果超出了中心控製的能力則提高了偶發性衝突的可能性，而較低的相互依存則降低衝突的可能性。暫且不論這種看法是否正確或偏頗，自19世紀以來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被置入到一個相互依存的網絡之中，這種既定的曆史發展路徑和事實無形之中削弱了政府對外政策的自主性和效能，對國家領導人的政策控製力提出了巨大挑戰，並造成國家之間不同的政治關係。現代領導人的統治受到這種社會轉型的製約，他們在安全政策議程上已不再擁有獨占的權力了，必須對安全政策給經濟和社會福利造成的影響保持敏感性，因為某些掌握重要資源的利益集團和社會勢力構成了對統治者的製約或支持並在政治動員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製衡外部威脅必須增加國防開支或承諾外部安全義務和向海外派遣軍隊，顯然需要動員包括人力、經濟和軍事等各種資源。社會資源給決策者提供了行動的機會，但決策者能否調動這些資源取決於利益集團和公眾輿論對如何利用資源所作出的政治性限定。因而，要判斷現狀維持國的領導人在麵對外部威脅時是否作出製衡反應以及能否將製衡政策付諸實施，就必須考察他們能否動員到足夠的國內經濟資源和政治支持。
那麼，與外部經濟聯係的密切程度是如何影響著政治領導人動員選民支持其製衡政策能力的呢？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兩方麵：第一，領導人必須考慮由國際經濟聯係產生的既得社會利益集團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以及這些利益集團的政策偏好。所謂利益集團，是以某種方式為其成員界定利益並竭力影響政府決策的有組織力量，比如，工會和雇主協會。一個國家對外經濟聯係越密切，既得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就越大。第二，領導人還必須考慮安全政策給本國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帶來的影響，因為經濟發展狀況的好壞在現代社會決定著政治人物能否有效地行使權力和繼續掌握權力。
一國的安全政策對其國內利益外向型集團和利益內向型集團都會產生影響，但這種影響既可能是促進它們的利益也可能是危及它們的利益。因此，不同取向的利益集團和勢力必然尋求在國家安全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使之有利於維護和擴大本集團的既得利益。由於這些利益集團和部門在組織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不同，它們在國內動員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必然有差異。如果該國與國際經濟有密切的聯係，利益外向型集團在國內政治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它們必然對保護自己在國外商業和金融利益的安全政策提供決定性的支持。政治學者查爾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Lindblom）在20世紀70年代發現，隨著市場取向的製度在全球的擴張，強大的、與外部市場利益攸關的實業界會逐步培育它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政府（它與實業界的關係是既對立又合作）的權威因為實業界的作用可能流失或被限製。相反，如果該國與國際經濟聯係較低，利益內向性的集團在國內政治過程中就占上風，該國戰略決策者為維持外部均勢而向被威脅的國家提供安全承諾的製衡政策會受到它們的有力反對，因為利益內向的集團在被威脅國沒有重大的經濟利益（甚至可能與之是激烈競爭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