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麵的討論表明，對外經濟依存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現狀維持國承擔製衡義務的偏好和履行製衡承諾的能力以及其他大國對其行為信號的解讀，從而影響著現狀維持國的製衡反應。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由於政治體製不同，國內動員過程也會有差異，這可能會導致上述因果關係鏈的變化。
如果假定現狀維持國的政治體製反映社會利益集團的平均偏好並且其戰略決策者把崛起國視作對本國安全的威脅，在經濟相互依存的四種理想情形下（在真實的世界中國家之間經濟依存的複雜狀況可能很難用高或者低的二維尺度來衡量），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製衡反應的概括。從這四種理想的情形中能夠引出三個基本的理論假設：
假設一：如果現狀維持國之間經濟聯係密切且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經濟依存度低，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製衡反應將比較強硬。
麵對崛起國的安全威脅，現狀維持國的領導人將力圖加強軍備，尋求潛在盟友的安全保證或強化對盟友的安全承諾以遏製崛起國的擴張。由於社會利益集團的平均偏好與戰略決策者的製衡偏好一致，對崛起國的強硬製衡政策比較容易得到國內政治支持並能獲得足夠的經濟資源來實施這種強硬政策。因此，現狀維持國的領導人就能在國際均勢政治的權力博弈中采取積極的行動。大多數既得利益集團之所以有動力，是因為強硬製衡政策有助於保持現狀維持國之間既有的貿易、金融和投資聯係的穩定。而且，在現狀維持國的領導人看來，崛起國的擴張將影響到本國對外經濟依存鏈的維持，從而可能導致經濟調整的風險和社會福利水平的下降，這種擔心將強化戰略決策者采取製衡政策的決心。也正是因為能否製衡崛起國事關現狀維持國的重大經濟利益且其領導人的強硬路線得到國內重要社會利益集團的大力支持，在其他國家看來，該現狀維持國承擔製衡義務的可信度較高，從而有利於製衡聯盟的產生和強化。
假設二：如果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經濟依存度高，現狀維持國將對崛起國表現出弱製衡反應。
崛起國力量和影響的增長雖然被現狀維持國的領導人視作對本國安全的威脅，但由於現狀國與崛起國有密切的經濟聯係，利益外向的經濟集團和社會勢力的平均偏好與戰略領導人的製衡偏好存在著重大衝突，加之政治領導人擔心對抗性的製衡政策可能損害對本國經濟至關重要的經貿聯係，戰略決策者的製衡動員能力自然就會受到限製，現狀國加強軍備和外部製衡的努力都將受到影響，從而對崛起國的製衡反應不太可能強硬。
假設三：如果現狀維持國之間經濟依存度低，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製衡反應將比較溫和。
由於國際經濟活動減少和大國經濟聯係降低，崛起國的力量增長和對外擴張而導致現狀維持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成本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損失較小，因此外向性利益集團和社會勢力的力量就不夠強大，國內民眾也不願意政府承擔外部製衡義務，這勢必影響到現狀維持國所作安全承諾的可信性和聯盟關係的緊密性，從而弱化現狀國製衡行為的堅定性。
總之，上述理論假設的基本含義是，在外部威脅既定的情況下，和平時期的大國製衡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彼此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和結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