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長期以來決定著歐洲政治格局的兩個大國法國和俄國開始明顯感覺到大國俱樂部的新貴德國日益增大的威脅。從法國方麵來說，1870年的法德戰爭使得法國賠償了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並失去了重要工業和能源地區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大部分地區，埋下了法德不和的世仇種子；1887年在德國的軍事實力超過法國的情況下，德俄再保險條約簽訂，俄國承諾在德國對法國發動的防禦性戰爭中保持中立，這使得法國在歐洲陷入極端孤立的處境。從俄國方麵來說，德國於1890年3月拒絕了俄國提出的將再保險條約延期6年的要求，俄國麵臨的外交形勢也日益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俄、法兩國的領導人都逐漸認識到，為了實現歐洲均勢，法、俄有必要實行戰略上的聯合。
法國和俄國於是走上了結盟的道路。1891年8月，法、俄達成“對任何具有威脅普遍和平性質的問題舉行磋商”的政治協定。1892年8月，法、俄簽署秘密軍事協定，防禦性的法俄軍事同盟由此產生。但是，法俄軍事協定的批準過程拖延了很久。1894年1月兩國才正式批準該協定，而該協定的公開更遲至1897年。以後，法俄同盟的範圍又得到擴大。在19世紀90年代，從趨勢來說，法俄同盟對德國表現了比較強硬的製衡反應。而且，直至1905俄國由於爆發國內革命以及俄日戰爭而受到削弱之前，法俄同盟基本上能夠抗衡德國，從而構成對德國的有力威懾。在此期間，盡管歐洲大國關係緊張，但各列強都不敢輕動刀兵，歐洲大陸維持了和平局麵。本章應用第二章的理論分析來說明法、俄對德國威脅的認識以及法、俄、德三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如何影響了法俄同盟的形成及其對德威懾的可信度。
與後麵三個時期的案例分析相比，曆史學者關於法俄同盟形成動因的研究顯得比較單薄，政治學者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也很不夠。
曆史學者關於法俄結盟動因的看法比較接近，爭論不多。曆史學者的主流意見認為，法、俄、德三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及其各自的政治、軍事戰略這兩種因素共同促成了法俄同盟的形成。在這個前提下，他們存在著分歧，分歧的主要焦點是：究竟戰略因素更重要，還是經濟因素更重要？對於這種分歧，曆史學者博維金（V。I。Bovykin）評論說：“這種爭論不是建設性的。（因為）我們無法做到像數學家一樣對這些不同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進行精確的界定，而且也完全沒有這樣做的必要。事實上，要分析法俄同盟形成的基礎，就必須把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上述兩種因素都發揮了某種特定的作用，每個因素都是必要的，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法俄同盟都不會產生。”
博維金的看法與本文第二章的理論分析有共同之處，即感覺到共同的威脅是法俄同盟產生的必要條件，但它不是充分條件，法、俄、德三國之間經濟關係對法俄同盟的形成和發展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大部分曆史學者對法俄經濟聯係的意義以及對法俄同盟的威懾作用缺乏深入的考察，有不少曆史學者甚至把法俄同盟的緊密性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
政治學者關於法俄同盟的形成和發展的論述不太多，其中主要以現實主義的觀點為代表。現實主義學派的政治學者強調戰略因素，不太重視曆史學者所關注的經濟因素。在現實主義政治學者看來，經濟因素是戰略因素的派生物，法俄經濟上的高度依存是政治領導人基於戰略考慮而著意推動發展的產物。因此，政治學者在探討法俄同盟的動因時，一般比較注重法國對俄國具有戰略意義的西部鐵路融資（鐵路的建成將改善俄國落後的交通狀況和提高俄國部隊的機動性，從而增加俄國對德國的牽製能力），而忽略了其他純粹出於經濟目的的貸款和投資。
政治學者對法俄同盟產生原因的理論解釋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結構主義解釋。沃爾茲強調係統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他認為，在多極結構中，“在誰威脅誰，誰將反對誰，誰將從其他國家的行為獲益或受損，這些問題所包含的不肯定性，隨著國家數量的增加而加劇。”根據這種看法，為了尋求安全，國家之間也許會建立同盟，但由於同盟管理的複雜性，決定了這種關係不可能牢固。然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多極格局下，法俄結成了緊密的同盟，而且該同盟在1905年之前對德國發揮了強大的威懾作用。這至少說明，結構主義的解釋在預測國家的聯盟行為時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在具體解釋法俄同盟的成因時，沃爾茲似乎也從結構主義觀點有所後退。他寫道，“對共同威脅的認識使法俄走到一起”，從而消除了彼此之間長期存在的怨恨而“在1894年的同盟中完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