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和德國是1914年之前歐洲均勢政治的主角，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和工業力量，它們的戰略能力和戰略意圖成為維持均勢的關鍵所在。不過，相比較而言，英國處於相對衰落之中，德國則呈現不斷上升的勢頭。德國的重工業產量在19世紀90年代就已經超過了英國，20世紀初德國GNP的增長速度是英國的兩倍。19世紀60年代，英國的工業品超過了世界產量的1/4，而到1913年這一比例萎縮到13.6%，德國的工業品份額則上升到15%。但倫敦繼續保持著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並有著無與倫比的航運業和保險業優勢。
德國憑借高度工業化所提供的雄厚經濟實力，大力推行軍事現代化，從而成為歐洲大陸軍事實力最強的國家。德國采取了野心勃勃的對外擴張政策，力圖操縱三國同盟來稱霸歐洲，並且極力擴建海軍以奪取製海權，保障其在商業貿易、海上運輸和對外投資方麵與英國的競爭。1897年，德國占領中國的膠州灣和青島，次年從西班牙手裏取得加羅林群島、馬利安納群島和帕勞群島，1899年和英美簽訂條約並獲得薩摩亞群島的一部分，1902年修建巴格達鐵路直逼英、俄中東利益。德國對外擴張步伐強化了德國與世界主要大國尤其是海上霸權國英國的直接對抗。
由於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光榮孤立”政策賴以推行的經濟優勢和海上優勢經受著德國的空前挑戰，英國開始擔心如何確保自己的海上霸權和廣闊的殖民地不受崛起國的挑戰，英德矛盾於是上升為歐洲國際關係的主要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是否采取與法俄聯手來威懾德奧的侵略對歐洲均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誕生與19世紀90年代的法俄同盟在1905年以後已經不能平衡德奧同盟了。雖然俄國實力在一戰之前的幾年裏有一定程度的恢複，但從維持歐洲均勢的需要來看仍然必須得到英國對法俄同盟的支持。1913年法俄同盟的工業實力已落後於德奧同盟，但法俄同盟加上英國的總體實力則明顯超過德奧同盟。英、法、俄、德的戰略決策者都認識到，英國的立場決定了歐洲均勢政治的擺向。法、俄兩國領導人積極尋求英國承擔維持歐陸均勢的防務義務。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和其他戰略領導人認為，要有效地威懾德國就必須執行與法俄結盟和國內軍事動員（比如擴充遠征軍規模）的製衡政策。1907年，英國外交部常務次官艾利?克勞在一份著名的外交備忘錄（Crowe?Memorandum）中指出，德國積極建立海上領先地位“與大英帝國之存續相違”，並認為有必要與法俄聯手製衡德國，因為“最強之軍力與最大之海權結合於一國手中，將迫使世人為除去此一夢魘而結合”。他寫道：英德“對立的矛盾是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兩個國家的相對地位之中，不是一種暫時的權宜辦法所能消除的。除非英國自願犧牲這些利益，使它自己失去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否則一場武裝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1911年他又說：“均勢包括目前的力量平衡，也包括潛在的力量平衡……如果英國放棄使用武力來抗衡一個擁有像德國這般力量的國家，均衡就會遭到破壞。”德國領導人同樣認識到，隻要英國袖手旁觀，或哪怕隻是在戰爭初期英國不加幹預，德國就能在歐洲大陸很快將法俄打垮。因此，德國領導人一直想探明英國是否有幹預歐洲大陸戰爭的意圖。
本章的重點是分析英國為什麼不能對德國的威脅采取強硬製衡反應的原因，同時也要簡要地回答為什麼與國際經濟有密切聯係的德國會產生侵略性偏好以及大國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的變化對法俄同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