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麵對歐洲大國相互經濟關係的探討，由第二章的理論分析可以推論出英國不大可能對德國作出強硬製衡反應。英國的戰略家雖然認識到德國的威脅，但其製衡動員將麵臨國內限製。一方麵，與德國有經濟利害關係的社會集團擔心英德關係的緊張而危及自身利益；另一方麵，政治領導人也會擔心對抗性的政治軍事政策如果導致英德發生戰爭，將造成英德經濟關係的破裂和國內經濟政策的調整成本。由於受到這些壓力，英國的反應不太可能強硬。而英國模糊的行為信號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對德國威懾失敗。
英國一戰前的騎牆政策與上述理論推論相吻合。騎牆政策包含著對德製衡因素，比如與法俄締結協約關係，加強海軍軍備來應對德國的挑戰。但是，協約關係隻是一種危機磋商機製，英國並沒有給予法俄實質性軍事援助的有力承諾；加強海軍軍備雖有益於保障英國本土安全，但不能保證阻止德國稱霸歐洲大陸。另外，英國沒有補充陸軍兵員和實行征兵製，也不願意承諾向歐洲大陸派遣遠征軍。為了謀求緩和與德國的關係，1911年之後英國在海軍和殖民地等許多重大事務上謀求與德國進行談判和妥協。1914年七月危機中，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既尋求調停解決，又對德國發出非正式的私人警告。總之，英國的政策中既有製衡德國的一麵，又有懷柔德國的一麵。
下麵通過史實來檢驗上述理論分析。
4.4.1 海軍問題（1908-1909）
海軍問題是導致英國內閣發生政策分歧的最早一根導火線。從19世紀下半葉起，德國為加緊爭奪殖民地，壓倒英國的海上優勢，開始建造大海軍，對英國海上霸權乃至本土安全形成嚴重威脅。1898年和1900年德國通過兩個海軍法案後，英國也開始重建海軍與之抗衡。但是，海軍擴建計劃加劇了英德關係的緊張，由此導致的財政支出的增加也引起國內不滿。1908年，財政大臣勞合?喬治和貿易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強烈反對海軍部提出的擴建海軍的新預算。他們希望與德國達成有關限製海軍軍備的協定來削減海軍預算以減輕財政壓力，並在英國朝野發表演講來宣傳自己的主張，勞合?喬治甚至提出要去柏林進行談判。格雷對此極為惱怒並以辭職相威脅。但是，勞合?喬治和丘吉爾仍然堅持反對海軍預算的立場，以致1909年內閣開會討論建造新的無畏戰艦時幾近於四分五裂。外交大臣格雷、海軍大臣裏基那德?麥克納和戰爭大臣裏查德?霍爾丹等戰略部門的閣員和沃爾特?魯斯曼、克瑞威、悉德尼?巴克斯頓等另外三位閣員支持建造6艘無畏戰艦，而勞合?喬治、丘吉爾以及路易斯?哈考特、約翰?伯恩斯、洛伯恩和約翰?莫利等商業部門的閣員隻支持建造4艘無畏戰艦。最後，在首相亨利?阿斯奎特的捏合下，內閣達成妥協，決定1909年隻建造4艘無畏戰艦，但視德國擴建海軍的情形還可以在1910年4月之前再增建4艘。
戰略部門的領導人在海軍問題上贏得了實質性的勝利，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圍繞這個問題產生的衝突表明了自由黨內閣官員們對英德關係緊張的嚴重擔心。而且，跟理論分析的結果相一致，政策分歧主要發生在戰略部門的成員與經濟集團的代表之間。
4.4.2 協約政策和大陸義務
自由黨內閣的戰略家領導人一開始就意識到，英國的安危已經與歐洲大陸的穩定緊密聯係在一起，而為了維持歐洲大陸的戰略穩定就必須把英法和英俄協約關係進一步發展為同盟關係，也就是說英國應該承擔對歐洲大陸的軍事義務。1906年以後，英法兩國的陸海軍機構逐步開展了情報交流和戰略對話，英國總參謀部也草擬了幹預歐洲大陸的方案，但始終沒有公開承諾向法國提供軍事援助。英國和俄國的矛盾由來已久，因此英俄關係比英法關係則更為疏遠，也談不上建立英俄同盟了。英、法、俄三國之間的關係正如艾爾?克勞所說，“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英法和英俄）協約不等於（英法和英俄）聯盟。”
英國戰略領導人無法將英法和英俄協約關係提升為同盟關係，這與他們受到國內的限製有很大關係。格雷堅持英國應該給予法國軍事援助的承諾，但是，他與法俄結盟的想法在內閣裏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內閣的大多數成員認為對外貿易和投資是英國的切身利益之所在，他們擔心英德關係的緊張而危及英國重要的經濟利益，因而堅決反對與法俄結盟，要求英國保持中立立場。
1911年7月，阿加迪爾危機爆發，英國表現出強硬態度。英國的強硬反應與勞合?喬治、丘吉爾等親德派在這一問題上所持立場不無關係。1911年7月21日，勞合?喬治在議會大廈對倫敦金融家的演講中向德國發出了滿含殺機的嚴厲警告。勞合?喬治的演講稿事先得到格雷的過目和讚成。在格雷看來，勞合?喬治的轉變孤立了反對製衡政策的力量，而且這份措辭激烈的外交警告出自財政大臣之口，一定會對德國的戰略決策者產生巨大影響。勞合?喬治和丘吉爾都表示，在阿加迪爾問題上英國將不惜與德國開戰，並要求政府做好戰爭準備。
阿加迪爾危機雖然促使英法關係加強，但並沒有導致英國同法國結盟，因為內閣裏仍然有強大的製約力量。1911年8月23日，阿斯奎特召集帝國防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以決定英國的陸海軍戰略。關於這次會議，阿斯奎特事先沒有通知內閣。在他的精心策劃下，內閣“反對派”一律沒能出席，甚至帝國防務委員會的一些成員也沒有被邀請與會。格雷、阿斯奎特、霍爾丹、勞合?喬治和丘吉爾等7個與會人員中的5個（另外兩個是麥克納和阿瑟?威爾森爵士）主張，如果歐洲爆發戰爭，英國應向法國提供包括作戰部隊在內的直接軍事援助。但是，帝國防務委員會的會議內容很快被曝光。1911年12月，英國內閣開會，以15比5的投票結果（少數派是格雷、阿斯奎特、霍爾丹、勞合?喬治和丘吉爾），否決了對歐洲大陸進行任何陸海軍幹預的承諾。而且，在這次內閣會議上，不少閣員要求與德國重開談判。
正如理論分析的那樣，在海軍競賽、英法和英俄協約政策以及對歐洲大陸的軍事承諾等問題上，英國戰略領導人的製衡主張一再受到限製。內閣的大多數成員尤其是負責經濟事務的閣員大抵持鴿派立場，而戰略部門的閣員基本上持鷹派立場。戰略部門的領軍人物格雷、阿斯奎特和霍爾丹始終堅持對德國進行製衡。海軍大臣麥克納在海軍預算問題上支持建造無畏戰艦，在大陸義務上他雖然不讚成派遣遠征軍，但同意其他援助法國的措施。其實，麥克納海軍預算問題上的立場幾經轉變，這本身就非常說明問題。麥克納擔任教育大臣時，與勞合?喬治和丘吉爾一起共同反對1908年的海軍預算法案。但是，1908年4月他擔任海軍大臣後，在1909年的內閣辯論中則轉而堅決支持這個海軍預算法案。1911年10月，丘吉爾接替他擔任海軍大臣。麥克納又恢複了鴿派立場，提出與德國和解，強烈反對丘吉爾提出的海軍預算。這其中的關鍵原因是，安全部門是戰略敏感性的機構，作為海軍大臣的麥克納對戰略問題比較敏感，這決定了他的鷹派立場；而他不擔任海軍大臣後，對戰略問題不再敏感，因而恢複為鴿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