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戰略官員相比，負責經濟事務的閣員對國際經濟聯係比較敏感，大都有鴿派的傾向。比如，巴克斯頓在1909年關於無畏戰艦的內閣辯論中站在格雷一邊。1910年，他擔任郵政大臣，因而站到貿易部一邊支持與德國和解的主張。丘吉爾擔任貿易大臣時是鴿派，但1910年卸任貿易大臣後尤其是1911年2月擔任海軍大臣後，則成為堅定的鷹派。這其中的原因是，丘吉爾擔任海軍大臣後，其支持者由利益外向型集團的代表變成戰略敏感性的官員，從而促使他的立場趨向強硬。
作為財政大臣的勞合?喬治在海軍預算和協約政策的問題上總的來說是鴿派。如前所說，在阿加迪爾危機期間，他卻異乎尋常地表現出了強硬的鷹派形象。有兩點可以解釋他的行為：第一，他在演講中之所以對德國顯露出極端的憤怒情緒，是因為他一直謀求與德國達成協議，而德國卻沒有表現出絲毫妥協的願望使他很失望；第二，更重要的是，德國在摩洛哥問題上的挑釁直接威脅到英國的商業金融利益，這自然引起他的嚴重關注。所以，勞合?喬治對阿加迪爾危機的反應並不奇怪，而且這種轉變畢竟是暫時的，沒過多久他又恢複了對德國的鴿派立場。
4.4.3 利益集團的壓力和對經濟調整風險的擔心
商業金融利益集團的壓力以及領導人關於戰爭威脅英國經濟發展的擔心也直接影響到英國政策。比如，阿加迪爾危機期間，倫敦商業金融利益集團對與德國開戰前景的強烈擔憂在帝國防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中有所體現。由於倫敦從國際貿易中獲得了豐厚利潤，要維持這種利潤繼續流向英國的局麵，就必須保證國際經濟環境的穩定。而且，德國的大部分貿易由倫敦的銀行提供融資。如果英德爆發戰爭，就可能導致向德國發放了數百萬英鎊貸款的許多重要銀行倒閉，英國經濟將因此受到嚴重損害。在帝國防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勞合?喬治告訴戰略部門的閣員，德國幾乎所有的海上商業運輸都是由倫敦勞合保險公司提供擔保的。如果英德發生戰爭，該保險公司也必須對戰爭引致的巨大損失提供經濟賠償。正是由於經濟擔心，帝國防務委員會沒有就軍事幹預歐洲大陸達成最終決議。
由於英國外交部商業署與金融和商業利益團體有密切的聯係，因此利益集團的影響也通過外交部的工作表現出來。比如，格雷的一個使命就是與金融機構和商業協會合作以確保英國對外貿易和投資受到“公平和非歧視”待遇。正是在這種工作聯係中，格雷清楚地認識到英國金融和商業界支持改善英德政治關係以及反對戰爭的願望。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格雷的戰略權衡，以致在一戰前夕他不得不考慮如何說服國內的金融集團支持向德宣戰。
格雷和其他政治家也敏銳地意識到，作為島國的英國嚴重依賴外部經濟聯係，戰爭的爆發無疑會帶來經濟上極高的調整成本。1914年2月，格雷在一次講話中指出，貿易的致命敵人莫過於戰爭的發生。資料表明，英國政府戰前計劃的一個基本前提認識，就是戰爭將中斷對外貿易和金融聯係，從而導致食物短缺、價格飛漲和大量失業。正如戴維?弗蘭契所說：“政府對戰爭給國內造成的衝擊抱著非常悲觀的思想。它認為，北海貿易將被終止，國際金融機製也將失靈，失業大軍劇增，饑餓的暴民四處騷動，政府因而可能不得不接受不成熟的和平。”
4.4.4 霍爾丹使命
1912年1月，德國向英國提出，英、德如有一方卷入戰爭，另一方應保持“善意中立”。阿斯奎特、格雷和外交部的其他官員都極力反對作出這種約束性的中立承諾，認為德國的提議旨在瓦解英國與法俄的協約關係。但是，在內閣經濟反對派的壓力下，格雷也不得不同意嚐試與德國達成戰略上的相互諒解。1912年2月，海軍大臣霍爾丹而不是外交大臣格雷奉內閣之命訪問柏林，以謀求緩和兩國在海軍競賽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劍拔弩張的關係。
直接促成霍爾丹使命的是分別作為德國和英國商業金融界領袖的阿爾伯特?伯林和恩斯特?卡瑟爾。這二人都不希望英德爆發戰爭，於是共同向英國內閣裏支持英德和解的內閣成員提出了英德談判的建議。英國內閣裏積極推動英德談判的閣員占多數，勞合?喬治、約瑟夫?泊斯、哈考特、麥克納和洛伯恩等都強烈要求與德國簽訂中立條約。格雷無法抵抗同僚的壓力，隻能答應與德國談判。
英國外交部官員顯然認識到了霍爾丹使命背後的利益集團的壓力。在當時，德國著名的政評家康特?瑞溫特樓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英德談判如何由伯林和卡瑟爾促成的分析文章。英國駐德大使喬治?戈斯辰對這篇文章撰寫了一份備忘錄，指出瑞溫特樓的結論實質是：“如果國際間的外交談判能夠徹底排除猶太金融勢力所發揮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那麼歐洲國家間的關係毫無疑問將更清晰、更直接明了和誠實公開。”外交部常務次官艾利?克勞就此在這份備忘錄上所作的批注很有意思，他寫道：“康特?瑞溫特樓的看法我讚成的時候不多，但我同意他的這個結論所表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