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下半期國際關係的主要矛盾是美蘇之間的冷戰，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對抗曾使得世界陷入核戰爭的邊緣。早在19世紀，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就已經預言俄國與美國注定要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認為它們之間的爭奪不可避免。但是，在冷戰之初，美蘇實力對比仍有很大差距。二戰結束時，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無可匹敵，擁有其他國家需要的美元和物資。而蘇聯在二戰中遭受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經濟急需恢複，是一個實力處於上升中的超級大國。隨著德國的戰敗和二戰的結束，蘇聯在中東歐的軍事存在和政治影響顯著增加。美蘇之間嚴重的矛盾衝突開始增多，美國逐漸把蘇聯視作競爭對手並日益感受到來自蘇聯的“擴張威脅”。
冷戰從1947年至1989年，前後持續了40多年，其中1947年至1963年是冷戰的高潮時期。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采取了遏製政策。但如約瑟夫?奈所說，遏製並非冷戰的特有產物，在曆史上它一直就是國家對外政策的一個基本手段。遏製（containing）有防禦性遏製，也有進攻性遏製，但其目標都是以實力來限製、圍堵和阻止對象國力量的增長和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張而不尋求以武力擊敗對方。約翰?劉易斯?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進一步把冷戰期間美國的遏製政策區分為對稱性遏製和非對稱性遏製。前者指的是針對對手的挑釁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地點和時間進行反擊，比如，美國介入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NSC68號文件所隱含的戰略和肯尼迪政府的靈活反應戰略就屬於對稱性製衡反應。後者指的是針對對手的挑釁以自己選擇的方式在其他地點和時間進行反擊，比如，凱南提出的遏製戰略、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大規模報複戰略和尼克鬆政府的聯係戰略即屬於非對稱性製衡反應。此外，遏製有不同的程度和形式，“可以是戰爭或同盟形式的軍事遏製，也可以是貿易集團或製裁形式的經濟遏製”。
二戰結束後，麵對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杜魯門政府認為必須製衡蘇聯的擴張威脅。不過，美國從一開始拒絕向西歐提供正式的安全保障，到接受喬治?凱南提出的遏製思想但比較強調經濟遏製，以至1949年以後北約的成立和朝鮮戰爭後增加國防開支和強化對西歐的安全承諾，軍事因素凸顯，對蘇遏製呈現逐漸增強的趨勢。本章用第二章的理論分析來解釋美國對蘇聯反應逐漸強硬的原因。主要的觀點是，由於美國和西歐在40年代後期形成了密切的經濟聯係，被視為具有擴張威脅的蘇聯則被隔絕於西方經濟體係之外，因而，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美國領導人有能力通過社會動員來獲得推行強硬製衡戰略所需的經濟資源和公眾支持。
本章首先對冷戰的相關文獻進行簡要的評述。然後，用曆史事實來檢驗第二章的理論分析和理論推論。由於美國無可質疑地成為西方聯盟的中心，它的對外戰略深刻地影響著西歐國家的對蘇反應；另外，又由於杜魯門政府奠定了戰後美國冷戰政策的基本框架且體現了美國對蘇強硬路線的變化過程，因此本章重點分析了杜魯門時期的遏製戰略。
曆史學者和政治學者對冷戰的研究和思考留下的豐富文獻，可謂如過江之鯽。關於美國為什麼對蘇聯采取遏製戰略，美國學術界基本上有三派觀點：正統派（傳統派）、修正派（新左派）和後修正派。
持正統派或傳統派立場和觀點的人基本上以當時製定對蘇政策的重要人物為主，比如，杜魯門、貝爾奈斯、艾奇遜、馬歇爾和凱南以及學術界的代表人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等。他們以現實主義均勢理論為基礎，認為二戰結束後美國希望通過建立普遍的秩序來維護集體安全，因此執行了軍隊複員計劃。而蘇聯因為具有沙俄擴張主義傳統和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不遵守戰時達成的協議，在中東歐和在伊朗等中亞地區大量駐軍，1948年和1949年兩度封鎖柏林事件等都顯示出蘇聯盡可能多地控製歐洲、亞洲和北非的計劃，造成歐洲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從而迫使美國作出強硬反應來製衡蘇聯。這派觀點認為，遏製戰略的本質是軍事政策，是應對蘇聯擴張威脅的產物，因而著重考察蘇聯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挑戰如何導致美國作出軍事上的激烈反應。
正統派觀點受到的學術界的批駁是，美國的反應不僅僅包括軍事手段，經濟手段也是遏製戰略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領導人1947年就已經把蘇聯視為威脅，但並不願意與西歐結為軍事同盟，也沒有增加軍事預算，而主要尋求以經濟手段來進行遏製。1949-1950年之後，軍事遏製才凸顯出來，但經濟手段仍然構成遏製政策必不可少的內容。有些學者指出，基於地緣政治的戰略考慮固然是美國推行遏製戰略的主要動機，但經濟和意識形態因素同樣也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另外，這些學者指出，對蘇遏製政策不是在政治真空中產生的，因為美國行政當局必須盡力向國會、重要的利益集團和美國公眾進行遊說和動員才能把遏製政策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