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亞青認為，冷戰時期的國際係統呈現兩極霸權結構，這種結構決定了霸權國美國必然把第二大國蘇聯的競爭視為最直接的威脅。不過，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後期，美國對蘇聯的威脅以及應采取什麼應對措施的認識經曆了一個發展過程。戰後初期，在美國領導層看來，美國力量占有絕對優勢，因而力圖通過大國合作來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但是，麵對地緣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決策層內部關於蘇聯意圖及其對美國的威脅出現了大辯論。
由於美蘇圍繞東歐和德國問題發生尖銳衝突，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的鷹派認為，“歐洲遭到野蠻侵襲”，美國必須對蘇“堅定”、“強硬”。蘇聯在中東北部的伊朗和土耳其的衝突中所表現出的強烈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傾向，則為強硬派關於蘇聯擴張威脅的看法提供了論據。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選區選民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將引發新的世界大戰。他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重要性，認為這是“足以應對各種意外事件的保障”。針對這篇演說，副國務卿艾奇遜指責斯大林否定了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和重建與西方對抗的政策，最高法官道格拉斯認為斯大林的講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
1946年2月22日，駐蘇使館臨時代辦喬治?凱南以職業家的敏感發出一份長達8000字的電報（long telegram），對戰後蘇聯的“理論、意圖、政策和做法”和美國的對策進行了全麵的分析。凱南的長電報從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著手，認為“布爾什維克有一種天然的對外部世界的恐懼”，根本否定與資本主義世界長期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他認為，蘇聯為了追求其安全利益必然推行擴張政策，將“在一切認為合適時機和會有好結果的地方，做出努力來推進蘇聯的正式疆界”。凱南強調，蘇聯“聽不進理智的邏輯，但對物力的邏輯卻十分敏感”，因而美國應該認清蘇聯的真實意圖，打破美蘇合作的幻想，采取對蘇強硬政策。經過戰後半年多的摩擦，美蘇關係逐漸惡化，凱南的報告可以說適逢其時，因而成為華盛頓占主導地位的主張。
1946年3月5日，在杜魯門的陪同下，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密蘇裏州的富爾敦發表《和平砥柱》的演講，呼籲英美聯合對付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丘吉爾的“鐵幕”演講表明，在歐洲政治形勢激烈動蕩和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情況下，西歐國家領導人開始力爭獲得美國對西歐的安全保障。
1947年2月，英國提出，由於嚴重經濟困難而無法“保護”希臘、土耳其“不受共產主義擴張之害”，要求美國接過援助希、土的擔子。希、土兩國具有地緣政治上的戰略意義，美國決策者認為決不能坐視其落入蘇聯勢力範圍。3月12日，杜魯門在國會宣讀了後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總統谘文。他指出，世界麵臨的嚴重局勢牽涉到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反複強調“美國的偉大責任”和援助希、土的“廣泛意義”。據學者論證，這篇演講以道義和意識形態的誇張語言來解釋對外援助的意義，其目的是“把全國嚇得半死”，以便動員國內輿論和國會議員的支持。杜魯門主義確實有意誇大美國麵臨的威脅，但蘇聯在巴爾幹和近東表現出的進攻性客觀上也為美國的強硬路線提供了口實。